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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王先霈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关 键 词】《左传》/《春秋》/韩愈/历史叙事真实性/叙事艺术
    【作者简介】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史叙事在中国古代叙事艺术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左传》为中国的历史叙事确立了基本的范式,如何认识《左传》在中国叙事艺术发展中的开创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韩愈在《进学解》中有一个论断:“《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这一论断常被后世经学家、史学家和文论家称引和发挥,成为这几个领域中被反复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以今人眼光视之,《春秋》和《左传》都是历史著作,它们算得是中国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的历史叙事,同时也为后来的文学叙事,树立了两种理念、两种规范、两种风格。这两种叙事理念、叙事规范、叙事风格彼此关系如何,各自主要特征有哪些,它们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发展中的影响应该如何估量评价?这是中国古代叙事史上具有深长意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本文尝试对此作一考察。
    一、韩愈所说“谨严”与“浮夸”的本意
    历来论者对韩氏“谨严”与“浮夸”两个词语的诠释甚为繁夥,不少人还大加推演,别求词语外的深意,其中有不少远离韩氏原旨;而要推求韩氏原意,就必须审视当时的语境,审视这句话的上下文,并且联系韩愈本人的文学理念及其文学创作实践。韩愈在《答刘正夫书》里回答“为文宜何师”的问题说,“宜师古圣贤人”。具体说来,他师法的是哪些古代圣贤呢?《进学解》中间一段,假借学生之口描述其读书作文的历程和心得,正是交代其文学创作的渊源所自:“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读这一段,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他所列举的自己一贯“沉浸”、“含咀”的是哪些作品。韩氏选择的对象,粗粗一看,似乎不过是言人之所共知,并无新异之处,其实不然,其中有一不寻常之点,两位宋人早已看出来了。王炎《双溪类稿》说,韩愈在《进学解》里“惟以文章求道,故为之说曰:《易》奇而《诗》葩,《盘》、《诰》聱牙,而《春秋》谨严,与《庄》、《骚》、太史,一概而论之,而六经之旨晦矣。”陆游有《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诗,在“安得人间掣鲸手,共提笔阵法《庄》、《骚》”句下自注说:“韩文公以《骚》配《庄》,古人论文所未尝及也。”王炎对韩愈把《左传》、《庄子》、《离骚》、《史记》与《诗》、《书》、《易》、《春秋》等几部儒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同列,一概而论之,有所非议,而陆游则正是叹赏这一点,赞赏韩愈对《庄》、《骚》所给的崇高地位。两人臧否相异,却都看出韩愈此处是在“论文”,是在讲文学写作,是在谈论从哪里学习写文章,在这里,对圣贤经典他也是当做文章来看待,认为它们的文学价值和《庄》、《骚》各有其长,或者也还各有其短。因此,“谨严”、“浮夸”、“奇而法”、“正而葩”,在韩氏的本意里,是对上述著作作为文学作品的特点的概括,是文章学、修辞学、叙事学的论断,而不是经学的论断。这是推求韩愈本意的出发点,明确这一点才能够与大量误读、曲解划清界限。
    接下来的问题是,“谨严”和“浮夸”在韩愈的本意中,是褒还是贬呢?“谨严”比较好说,乃是正面肯定之词,麻烦在“浮夸”,不少注家为此颇为犹疑纠结。讲清楚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将字面意义与实际意指分开讨论。清代李扶九、黄仁黼《古文笔法百篇》评语说,“浮夸”二字“见《左氏》之浩博,非贬词也”;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把“浮夸”训释为“铺张华美”。他们认为韩愈对于《左传》没有轻贬之意,这是对的,但是从训诂上讲,以上的释义缺乏相关书证的支持也缺乏权威字书词典的依据,在韩愈时代以前及以后的著述中,找不出“浮夸”表达褒义的例句。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注“浮夸”则说:“《左传》释经,浮虚夸大”;清代朱轼《左绣序》里释“浮夸”说:《左氏》好怪、喜乱。他们从《左传》的叙事内容上去讲说“浮夸”,认为是贬义,这更限于浮表,也缺乏说服力。《左传》与《公羊》、《谷梁》不同,并不是释经的,它原本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左传》记“怪”、“乱”,反映了所叙时代社会习俗风气。有的现代论者袭承这类说法,又认为“浮”和“夸”在这里是两个词,可以从中引出某些褒义。①“浮夸”与“谨严”对举,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拆开来一个字一个字训释,显得生硬甚至是穿凿。合理的做法是从全段语境看“谨严”、“浮夸”两个词语的实际意指,显然,韩愈这里所列出的著作,都是他所认为的文章轨范,他的态度是肯定而不可能是否定的。说《左传》“浮夸”与说《尚书》“佶屈聱牙”一样,并非贬责,如果有轻视、不满这两部书的意思,韩愈就不会把它们放在这个书单里面。“浮夸”实际要指明的并不是贬义,但是,如何解释字面意义与实际意指的出入、矛盾呢?须知,《进学解》并非一篇常规的论学之文,乃是一篇抒发牢愁之作,用了排比和对偶,句式整齐且押韵,用词遣字有时候需要内容服从形式,照顾格式、韵脚的要求,其中并有某些调侃、自嘲、反讽意味。因之,我们应做的是会其意,而不要自陷在对一个词语的字面意思无谓的穷究之中。韩愈不仅是文论家,更是一位大散文家,从韩愈的创作实践来了解韩愈在文章风格的“谨严”与“浮夸”二者中偏向哪一面,从而领会“浮夸”的实际意指,更能够接近其本意。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理想的散文风格是怎样的呢?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他说,“必具海含地负、放恣纵横、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樊宗师存世作品极少,他的文章以“苦涩”见称于唐代。“放恣纵横”与其说是对樊氏文风的描述,不如说是韩愈自设的标的。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与韩氏同时和稍后论文大家对韩文风格的感受来支持这一判断。比如,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韩愈推重扬雄,其实“过雄远甚。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肆,寓意有所作。”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说,“建武以还,文卑质丧,……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骸,驱涛涌云。”皇甫湜《韩文公墓铭》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他又在《谕业》中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魚黿蛟龙,万怪惶惑。”所有这些——“猖狂恣肆”、“开合怪骇”、“酣放”、“冲飚激浪”、“浑浩流转”,岂不就是用不同的词语对“放恣纵横”的描述?对韩愈文章风格的这些描述是较近于“谨严”还是较近于“浮夸”,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所以,可以有充足理由认定,《进学解》的本意当是说,《春秋》文风“谨严”,《左传》文风“浮夸”,两者各有所长,学习两种文风各有其用;而韩愈本人倾慕《左传》文章的“浮夸”,自己下笔作文更趋向于“浮夸”。如此理解,这一段文字才能读得顺畅通达,理解得更接近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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