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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民族精神、坚守中国风格，本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但为何今天我们仍然要强调这个话题呢？而将这个话题置于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互动和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趋势之下，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全球化浪潮对民族性根基的冲抵，是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整体发展的严峻挑战，因而中国风格的建构与文化身份的认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只有将中华民族精神熔铸于文学之根，中国文学的发展才能越来越繁荣，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才能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故事才能越讲越动听。 寻根：问谱追源的生命体验 《战争与和平》的气势磅礴、《浮士德》的冷峻思辨、《雪国》的唯美幽怨，这些作品特有风格的形成都与其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作家不仅生活在时代中，更是生活在文化中。文学作品总是一个民族特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产物，有意无意地反映一个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与认知世界的方式。果戈理曾这样说过：“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这意味着我们所强调的民族性不应该只是语言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形式方面的民族特色，更是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意识。 事实上，从五四新文学至今，出色的作家都是在中外文化的共同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反传统文化的大旗，声称“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鲁迅，若没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积淀，又如何能在小说中用寥寥数笔就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国民劣根性勾勒出来？老舍曾说，“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因此他用文字盖起来的北京城，早已与真正的北平难辨虚实。陈忠实的《白鹿原》尽管被比做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但《白鹿原》毕竟还是《白鹿原》，几十年历史的宏阔变迁，几千年民间文化的传承才是《白鹿原》背后的深层次灵魂，那是中国的历史，鲜活的中国人与他们的爱。而迟子建之所以常常被人们与萧红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东北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忘不了那群黑土地上的人，铭记着他们的痛与爱。 相反，在中国生活了18年的赛珍珠，一生中写下了70多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一部《大地》更是让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她满怀深情地注视和解读着中国这片土地，但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中国文化始终难以在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代替美国文化的核心位置。鲁迅在1933年致姚克的信中这样说道：“赛珍珠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无独有偶，林语堂用英文创作出来的《京华烟云》曾让他三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当我们细细地去品味，发现他讲述的仍然是一个充满道教意味的典型中国式故事。一个作家很难写好另外一个国家的故事，恩格斯曾经在点评莎士比亚的剧作时这样说到：“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戈尔……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所有这些都在说明，民族文化传统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赛珍珠的作品长期在中国备受冷落，也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说明了民族性的重要性，长期形成的生活经验和审美体验，能让作品更好地成为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平台。朱自清的《背影》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读者中久久流传，就是因为文中蕴含了中国独有的父子相处的模式和表达方式，也正因为此，这篇并不长的散文才会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同身受，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审美认同乃至民族认同。民族传统与审美趣味的融合，不仅会让我们很容易对作品产生共鸣，而且甚至会放大作品的价值。这是文学作品的特性，更是民族精神的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