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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狂人大爱：“嵇阮情结”在知识分子形象中的投射 曾有学者指出使得鲁迅找到尼采和托尔斯泰结合点的是拜伦②，如果说在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的转捩点上，鲁迅在西方文化中寻到的认同者是拜伦，那么“嵇阮”则更加切近地成为他体认中国本土文化的化身，并且在小说创作的人物形象中一再表现出来。这种“嵇阮情结”又突出地体现在为庸众所迫害和隔离的先觉知识分子与革命家(即独异个人、疯子、狂人)这类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自觉采取与庸众对立姿态的同时也深深地爱着民众。 谈到“狂人”形象，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应该是一群与庸众水火不容的人，与一般人的易妥协、好说话、常模糊、喜调和相比，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爱批判、多牢骚、闹不平、兴反抗。按理说，这样胆大包天的狂人、疯子一类人物总该塑造成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强者才对，但只要仔细阅读鲁迅在小说中为他们所铺设的一些小细节，又往往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对社会、人生怀有的挚爱与温情。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20](464)，这就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嵇阮情结”在“狂人”系列小说中的体现。受王瑶先生对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形象代际分类的启发③，笔者认为可以从《呐喊》《彷徨》中挑出描写独异个人式先觉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形象的作品共八篇，把原有的分类拓得更广。 首先，第一代知识分子以最早的旧式文人(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为代表，他们有着“文疯”气质所特有的正直纯良。由于科举屡试不第所导致的麻木恣睢和沉默沦落，使得他们在民众的眼中只是可供取笑的材料，是社会的多余阶层。然而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又偏偏是最要面子、脸皮最薄的读书人，因而庸众的冷漠势利与嘲讽排挤更雪上加霜地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加速了他们的灭亡。可是他们颓唐的外表下对孩子甚至是那些嘲弄他的孩子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教写“茴”字的一段描述中，孔乙己先是循循善诱“很恳切”地要教“我”识字，并发自真心也出于为“我”将来做掌柜懂写字、能记账着想；再是见“我”肯搭理的“极高兴”，直到最后对“我”的愈不耐烦和毫不热心只能无奈地“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还有每回都肯分茴香豆给孩子吃，并弯腰平等地和他们交流等细节都能见出孔乙己本质的纯真善良。另外小说还在情节叙述的细微处提到孔乙己虽然偷书，但品行却比别人好，从不拖欠酒钱，也可见孔乙己仍坚持着做人的基本尊严与正直品质。 其次，第二代知识分子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始终不出场的烈士夏瑜和《长明灯》中没有名姓被目为疯子的主人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以章太炎先生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改革者的形象。他们的个性沉稳温和，初步意识到了旧中国吃人的黑暗，在铁屋子中最早从沉睡中苏醒，便呐喊、挣扎起来，试图把其余昏睡的同胞们也唤醒，齐心协力打破这封闭的铁屋。然而事与愿违，发时代之先声的他们既无法被民众理解，又因为觉醒反抗而被当局剿杀，小说中最可悲的情节莫过于他们为之牺牲的民众竟主动充当帮凶反过来迫害他们。然而狂人在身陷四处皆是“吃人的人”的恐怖中还在担心兄长今后的命运，反省自己难免也曾吃过妹子几片肉的无知，发出拯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渴望；《药》中的夏瑜即使身陷牢狱、危在旦夕，也还要为被压迫的人着想，劝牢头造反，挨打也在所不惜；《长明灯》中的疯子虽然要把古灯——这一宗族地位不可动摇的象征——吹熄的态度坚定决绝，并排除万难，表达意见的声音却是“低声，温和的”。 最后是以《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这是在前辈革命家启发和激励下前赴后继的又一代先行者，影射着鲁迅本人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其中也融入了他年轻时在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曾一同共事的好友范爱农的精神气质④。第三代知识分子有着看惯甚至看透了民众麻木愚昧的愤激和无奈。在启蒙无效、拯救失败的情况下，或者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般聊以自慰，过得“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或者如《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泄愤似的反语“我们统可以忘却了”；又或者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转为复仇式的自戕以戕人。但无论是激而厌世地走向消极颓废，又抑或步入复仇自戕的极端，他们都始终没有忘却对弱者的关怀和同情，感同身受地为他们心灵的安宁与生命的质量着想，是有着关爱同情心的孤独者。在压抑的沉寂中，吕纬甫虽然消极颓废，但仍然会为了母亲的安心而甘愿付出种种无用的努力，为照顾阿顺的感受而强硬吃完她调的一碗过甜的荞麦粉；N先生虽然发为狂言、转而怒骂，却还不忘考虑已剪发女子的艰难处境，惦记她们一生的幸福；魏连殳虽然激而自贱贱人，连自己的生命和尊严都抛弃了，却还变相地“摔给”(实际上是赠予)房东老太太滋补药材“仙居术”，为其孙子买新鞋。而作为承重孙的魏连殳，在其祖母的葬礼上，先是在人群中出奇地沉默、冷静，再到独处时痛哭以至失声、长嚎，这些特异表现都与阮籍在闻其母去世时的怪诞作风极其相似……从这些令人感动的细节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竹林名士在鲁迅小说知识分子“狂人”形象中的再生，而且从这种“偏要向黑暗与虚无作斗争”[21](21)，反抗绝望，永不绝望，于绝望中重生的人生哲学中读懂了鲁迅的独特与伟大。 综上所述，可以说鲁迅55年的生命存在造就了一个永恒的文化载体，在其精神世界中，“文化”更多地与“世界”“人类”发生着更为紧密的联系。窥一斑而见全豹，观滴水可知沧海——鲁迅在投身“五四”创作以前，在人生体验与文化积累上“古”与“今”、“中”与“外”相冲突融合的两种矛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转型期心理历程的典型写照。因此，无论只肯定鲁迅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叛逆和突围的伟大意义，还是只否定他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摒弃和截断，都是失之偏颇和过于绝对的。鲁迅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做出决然离去或理性回归的选择，这其间所展现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都将对中华民族当代知识分子在面向“民族－世界”关系时有借鉴意义；也让我们在思索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时代的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