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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丁玲:无心插柳未成荫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艺术报》 newdu 参加讨论

    我对中国新文学的爱好最初来自于冰心、巴金的作品,而最终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撰写有关丁玲的文章则完全是出乎偶然。
    应该是在1977年至1978年间,高校恢复现代文学课程,但涉及“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学界的见解分歧较大。这使要把“共识”“定论”传授给学生的老师感到十分为难。于是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有关学术研讨会。出席者除了高校教师之外,还有一些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坛人士和学界人士。讨论中与会人员大体分为三派:一派坚持鲁迅、冯雪峰的立场;一派要为周扬和“国防文学”辩诬;另一派比较持中,认为当时论争双方各有偏颇。我供职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负责人是李何林教授。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鲁迅、冯雪峰一边。我也鞍前马后,东奔西突,为保卫鲁迅而打口仗和打笔仗。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汗颜。上世纪三十年代我未出生,以我的资历和学识,哪里会懂得什么叫“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但因为这种表现,我们单位受到了丁玲的肯定。爱屋及乌,我也受到了丁玲夫妇的青睐。特别是陈明先生,希望我能为中国丁玲研究会出点力。阴差阳错,在1996年我居然当上了这个学会的副会长,至2014年因超龄卸任,共18年。挂了副会长的名,开会不能不发言,于是就催生了一些文章,如《丁玲,女性文学,女权主义》《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片断》《琐谈〈北斗〉忆颜雄》等。这些文章,如实地说,篇篇都有新史料,篇篇都有原创性。俗语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研究丁玲的文章虽然还未能成荫,但相信这几棵学术之树是有生命力的,不至于速枯速朽。
    研究丁玲,自然就会涉及她经历的苦难。她说过,我只是像一只灯蛾,四处乱闯地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早在应该春花一样美丽的童年时期,她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忧愁、愤慨和挣扎,故乡成为她第一个看见的黑暗所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她目睹了罪恶的魔手掐死了丈夫年轻的生命。1933年,她又被国民党的便衣特务秘密绑架,在南京幽禁了整整三年。1936年11月,32岁的她历尽艰辛,奔赴陕北,看到了新的人、新的天地,从而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但不久即因撰写《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受到批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可以视为丁玲事业的巅峰期,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她赢得了国际声誉,只是好景不长,1955年她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后多次申诉,结果是平反未成,反倒在1957年又追加为没有右派言行的右派分子,从此离开文艺界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其间蛰居北京两年多,“文革”关牛棚一年,坐牢五年,其余时间都在风雪漫天的北大荒劳改。直至1984年80岁的时候,她的不白之冤才被彻底清刷,以洁净之身在人间存活了两年,而这两年中,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她只落得一副遭过千刀万剐的心和病残老迈的躯壳。
    应该看到,丁玲的命运并不是孤立和偶然的。《黄河大合唱》中有一句歌词让我铭心刻骨:“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这些苦难和苦痛,其实是我们民族的共业,无须任何人去加以渲染。有人说,苦难是负能量。姑且不说物理学中有没有“负能量”这个概念,即使有,那事物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够睁眼正视历史上确曾存在的苦难,我们就能成为勇者;只要我们真正能够以史为鉴,避免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难重新发生,我们就能成为智者。中国的勇者智者越多,中国的前途就越光明。还是鲁迅说得好:“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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