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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文儒”与“世儒”之间：汉代士人身份冲突与“作者”观之演变 汉代是所谓“经学的时代”，经学是对儒家经典的传注与阐发，因此经生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述”而非“作”的位置上了。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古代“作者”观念却是汉代才成熟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略述如下： 从汉兴到武帝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是经学尚未成气候的时期。此期士人大都秉承先秦游士习性，颇有纵横家特征，极力试图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有所表现。作为文人，著书立说当然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之一。陆贾之《新语》、贾谊之《新书》、贾山之《至言》都是政论性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而且都是“作”而非“述”。即便是被后世论者所轻视的那些被帝王“俳优蓄之”的“辞赋之士”、“文章之士”其实也具有强烈的“作”的冲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于华词丽藻、肆意铺排之余，乃是规劝君主行“三王”、“五帝”的仁政，其“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130)的警告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其中透露出士大夫固有的责任感。这就意味着，对于司马相如来说，辞赋也是一种“作”的形式，并不是可以随意为之的消遣。他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转引自葛洪12)。可见辞赋在其心目中的位置之高。 对于史家司马迁来说，这种“作”的意识就更鲜明了：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1181)这是一段著名的文字，或许正是因为它过于著名了，人们习惯于用“发愤著书”四个字来概括其意指，其他许多很有价值的蕴含都被遮蔽与忽略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来看，其可言说者有三：其一，在司马迁这里，周文王、孔子以及《诗经》作者这些儒家眼中圣贤人物与辞赋家屈原、史家左丘明、兵家孙子、权臣兼杂家吕不韦、法家韩非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由于相近的原因而成为“作者”的。这说明司马迁识见宏通而精到，并不囿于儒家成说，与后来的班固是大相径庭了。同时也说明，在西汉前期，诸子百家之学在士大夫心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与儒学没有太大差距。其二、著书立说而成为“作者”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之事，并非圣贤人物的首选志向。这正是先秦两汉士人阶层的基本特征。盖在春秋之后，“士人”的准确含义是：“有文化知识的民”。这是一种双重身份，“知识人”的身份使他们志存高远。有重建社会价值秩序的雄心，有言说的能力；“民”的身份使他们缺乏有效的干预社会政治的手段，对社会不平等充满切身感受与愤懑之情。这两种精神倾向相碰撞、相激发，就导致了他们极其强烈言说冲动，而著书立说也就成为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士人阶层心灵深处，始终隐藏着对现实政治权力掌控者们的艳羡与向往。司马迁说自己“自托于无能之辞”，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其三、司马迁的志向是像周文王、孔子和左丘明等人那样成为“作者”。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志向不可谓不大，即使孔子亦犹有所不足。司马迁代表了从汉初到武帝这一“前经学时代”一流士人的精神特征。陆贾、贾山、贾谊、董仲舒等人都有这种志向。等进入真正的“经学时代”之后，训诂章句之学与谶纬神秘之说渐渐占据上风，司马迁所代表的这种“作”的精神也就趋于消歇了。西汉之时只有扬雄，不肯恪守家法、师法以注经，模仿经书而为说，较之一般经生就显得卓然特立，但与司马迁恢弘的志向与气度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他毕竟是在儒学框架下立说，又缺乏宋儒那样的新资源，难免有屋下架屋之病。然而，无论如何，在经学语境中不甘心做“述者”而敢于做“作者”的精神毕竟是难能可贵的。看整个西汉中后期，除了扬雄之外，只有刘向、刘歆父子及桓谭等数人而已。二刘、扬雄与桓谭等人的重要性在于：在“述”的时代坚持了“作”的精神，使先秦诸子开创的那种“立言”意识得以赓续，虽不绝如缕，毕竟薪火相传。 到了东汉时期，扬雄、桓谭那种“作”的精神与经生们“述”的传统两相对照，差异日显，终于催发了“作者”意识的自觉。其代表者就是以“作”《论衡》而名世的王充。王充有“文儒”与“世儒”之分，以为“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懦。”前者为“作者”，后者为“述者”。关于二者之高下，有两种不同看法，其一云：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於後。文儒为华淫之说，於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王充黄晖1150)这里贬“文儒”而崇“世儒”的理由主要有三：一者谓“世儒”传述圣人经典，本身即具有价值；“文儒”所作的则是“华淫之说，于世无补”；二者谓“世儒”被纳入政治体制之中，有官位、俸禄，文儒则无常设的官位，无稳定俸禄；三者谓世儒门徒众多，自己的学说可以传诸久远，文儒则没有门徒弟子，其学不得其传。这里看上去很有说服力，然而王充并不认同这一见解： 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於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於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论衡》卷二十八《书解篇》)(王充黄晖1151)王充尊崇“文儒”的理由，一是说文儒虽然不像世儒那样直接传述圣人经典，但是其所作同样坚持圣人义理，同样有补于世。二是说世儒从事的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工作，一般人只要肯下功夫，都可以做到，因此从事者众多，其优劣高下也比较容易分出，故而朝廷设立博士之官位。相反，文儒的工作则是天才的事业，非常人所能为，所以学者稀少。三是说，文儒的事业意义重大，即使世儒的功业事迹，亦须文儒之作来传扬。因此，靠别人的传扬来显名后世比不上靠自己的著作留名千古。 这两种见解自然是各有各的道理，关键是从怎样的角度来衡量。王充的卓然高标处不在于其尊崇文儒的理由多么有说眼力，而在于他在经学大行于世，经生地位最为尊崇的时代，能够为“文儒”呼吁。其真正的意义乃在于重新为“作”正名。在先秦时期的儒家话语系统中，“作”具有神圣性，是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才能够承担的，其他人只有“述”的权利。西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经学大盛，“五经”地位尊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生们只有在传承、传注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安身立命，更是“述而不作”了。王充公然认为“作”而不“述”的“文儒”高于“述而不作”的“世儒”，这就为个人著述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不再是圣人的专利，被剥去了神圣性，成为一般儒者均可参与的事情，这就恢复了“作”的本来面目。王充本人更以一部恢宏的《论衡》实践了自己的作者观，对东汉后期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嗣后，王符之《潜夫论》、崔寔之《政论》、仲长统之《昌言》、徐干之《中论》等，都相继出现了，都是为针砭时弊而作的论著，虽大体上不出儒家思想范围，但都有个人经验与主张，较之那些恪守师法、家法的训诂章句之学与幽眇玄奥的谶纬之学是高明多了。 在王充心目中，能够著书立说的“文儒”之所以高于只会阐发经义的“世儒”，还在于学问的广博与识见的精深。其《论衡·效力》云： 诸生能传百万言，不能览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段、周以前，颇载《六经》，儒生所不能说也。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周监二代，汉监周、秦，周、秦以来，儒生不知；汉欲观览，儒生无力。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万人矣。(王充黄晖580－81)文儒是“作者”，需要广博的知识，不能囿于儒家经典。王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极为重视，认为这正是文儒高于世儒的地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使文儒有更多的发言权，较之一般儒生有更大的言说之“力”。除了历史与现实的知识，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是文儒的思想资源： 文儒怀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难推引，非徒任车之重也。荐致之者，罢赢无力，遂却退窜於岩穴矣。(王充黄晖584)这意味着，文儒的知识结构已经超越了经学之藩篱，他们也就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在经学语境中，王充的这一见解无疑是宏通而且大胆的。他说文儒“含百家之言”，是有现实的根据的。王充所不满的，是那些有权向朝廷举荐人才的官吏们识见浅陋，不知文儒与世儒何者为上，使那些堪称作者的大儒们隐没草野，这说明，对于朝廷来说，还是那些谨守家法、师法，皓首穷经的世儒更可靠些，对那些有独立思想，敢于标新立异的文儒则敬而远之。 除了“作者”与“述者”的区别之外，“著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王充着力辨析的一个问题。质疑者云： 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盘解，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逼，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韩非著治术，身下秦狱。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浅於政治？(王充黄晖1154－55)这段话可谓有理有据，言之凿凿。“深于作文”则“浅于政治”或许也是经验之谈。历代许多作者，著作流传百世，政治上却终身郁郁不得志。先秦诸子大抵如此。所以司马迁才有“发愤著书”之说。在政治家与思想家或文学家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相互抵触的因素，以至于二者不惟兼顾者稀，而且两种人物之间能和睦相处者亦颇为鲜见。但是这里的质疑还暗含着另外一重意思：作者的著述不能辅国安民，无益于政治，因此是毫无价值的。王充承认“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的事实，但是对于著作无益而有害的观点则予以驳斥。他说： 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吕氏横逆，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出口为言，著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使客作书，不身自为；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王充 黄晖1157)他对于“作者”的价值是极力辩护的，亦有史实为根据，可谓义正辞严。但细读王充之论，其“作者”有用论是以现实政治为前提的，是说“作者”的著述有补于时政，并非可有可无的空论。这一见解较之孟子的“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天子事也”以及公羊家“以《春秋》当新王”的境界是远有不及了。盖孟子及公羊家是讲孔子作为“作者”承担着为天下立法的重任，使天下虽无共主，而是非善恶的价值秩序不至于湮灭。这就把文化价值置于现实政治之上了，因此孔子作为“作者”，其地位也在任何现实君主之上。王充则没有如此高度，他只是强调“作者”对现实政治有所补益而已。考其原因，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王充作为身处下层的读书人，虽然能够突破经学传统，敢于标举“作者”，却始终把建功立业，从而跻身上层统治阶层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其境界与孟子那种俾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王充的作者观使汉代陆贾、贾山、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枚乘、刘向、刘歆、扬雄、桓谭等疏离于经学传统之外的政论家、史家、辞赋家、学问家的“作者”之名得以确认，并使之在价值层级上高于属于“体制内”的经生，其思想史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