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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边缘人 与同时代的很多作家参与革命文学论争或者进行革命宣传不同，除了学生时代，端木蕻良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几乎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没有对时代的主题进行文学性的回应，加上孤僻的性格，边缘化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落在他的头上。 根据作品的思想取向，新中国成立之前，端木蕻良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33年—1942年段和1942年—1949年段。他闯入文坛时，正是左翼文学如火如荼之时，面对异族的侵略，救亡超越一切，革命压倒启蒙，文学成为救民族于危亡的工具。彼时正在南开读书的端木蕻良受到了左翼文学的深刻影响，加之故乡东北正处在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其早期小说中具有较强的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的特征，与政治结合紧密。 但是到了 1942年以后，端木的作品在创作的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2年1月妻子萧红去世以后，他蛰居于桂林，开始用以前没有用过的笔调来写作。这个阶段的作品是在萧红的死和萧红死后人事关系的刺激下写出来的。这种变化在他的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到关注内心世界的变化。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初吻》《雕鹤堡》《红夜》《女神》等。这些作品的空间和人物的意义与他以前创作的作品完全不同，与当时的主流叙事主题毫无关系，主要展示了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消融了关外文化和关内文化的差别，开始以一种普遍的人性为基础，表现出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曾经的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隐匿不见，作品中洋溢的是对爱、对温柔的企求，甚至是浓烈的恋母情结。 别人在为革命而创作，他在为自己的过去而忏悔；别人为国土的沦丧而追求革命，他在为个人的情爱失落而追求“自我”。这确实和当时的革命主潮有些格格不入，但是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的端木蕻良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中期——所经历的个人的痛苦、失落和忏悔，同时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痛苦、失落和忏悔。他们疲倦于革命，沉醉于自我，抛弃革命，也被革命所抛弃。而那些反映这一时期真实思想的作品，往往是不能被所谓“正统”的文学评论家所接受的，因此而造成了文学史上的空白。 1981年，丁玲向美国学者葛浩文坦诚道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荡荡西逛逛，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这段谈话代表了当时一些人对端木真实的看法，也就是作为革命作家，他必须是时代的呐喊者，他必须是时代的代言人，否则他就是“怪人”而遭致同行者的排斥。至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其作品常常落选于各类选集，很少重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