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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帛书辞主改动，最主要的原因是整理者先设定了如此前提：苏秦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反间于齐，帛书为“苏秦的原始资料”，且为司马迁所未见，所以变“无主辞”为“苏秦”。但出土文献为“真”，不代表记载之事必为“真”。至于历代对《策》文辞主的变动，原因更为复杂。 帛书二十四章的二十章为“无主辞”，《策》文也有许多“无主辞”，开创了一种新的行文体例。帛书“无主辞”，《策》文、《史记》加了辞主，从文章形态的演进而言，帛书为原始。帛书内容见于《史记》者有八篇，至少说明这部分司马迁已见。假如果真为司马迁所未见，而其下葬时间又在汉初，更能说明帛书为原貌，不能据《国策》、《史记》变帛书。帛书是与《国策》性质接近的材料之一，所记不一定为史实。用帛书、《策》文、《史记》互证，是将性质相同、来源渠道或不同的材料强为之类比。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作为真正的材料来“核实”其他材料。在材料“真”、“假”难辨，事实不明情况下，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帛书出土后仍悬而未决，难以定论，也不好“拨乱反正”。梁启超曾云：“即如研究历史，当然凭藉事实，考求它的原因结果；假使根本没有这回事实，考求的工夫岂非枉用?或者事实是有的，而真相则不然，考求的工夫亦属枉用。”(19)如关于苏秦、张仪行事，先秦文献《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臣道》、《吕览·知度》等有零星评点式记载。银雀山汉墓竹简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以为二人开始“俱事鬼谷先生”，《张仪列传》还以为苏秦比张仪先死。当代许多学者对苏秦、张仪年辈予以推断。如范祥雍称苏秦为张仪的前辈(20)，但唐兰(21)、杨宽(22)、徐中舒(23)以为苏秦晚于张仪。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24)，事迹更为扑朔迷离。其为燕反间于齐，帛书、《国策》未详其事。《苏秦列传》则记因与易王母、文侯夫人私通，恐诛，乃说服燕王，使之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这两点学者也许以为小说家言，未引起重视。事实真相，今日仍不明。 另外，关于三苏长幼，《战国策·秦策一》苏秦自言“嫂不以我为叔”。但此《策》文类小说，不能做真实史料。《史记·苏秦列传》则言“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唐兰云：“《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25)在注释十他还引用了《魏策二》之“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田需死，昭鱼谓苏代”，以及《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证明“苏代游说诸侯较早，在前四世纪末期，已来往于楚魏燕齐各国，苏秦的事迹要晚得多”。但缪文远针对“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云：“苏代，相传为苏秦弟，然苏代事本在若有若无间。”(26)针对“田需死”云：“此章与史实不合，乃晚出拟托之作。此章载苏代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则已类于戏剧矣。”(27)《策》文载“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但据《韩非子·内储说下》，犀首死于田需前，用《魏策二》材料来证明苏代活动则不妥。以《战国策》、《韩非子》、《史记》观之，记载苏代活动材料远比苏秦多，其事迹早至燕王哙(前320-前312年在位)，晚至燕武成王(前271-前258年在位)，时间跨度有六十馀年。但以现有资料，苏氏兄弟序齿难以确定。《国策》中他们有时互为对立面，有时又坚持儒家主张。相关的基本事实不清，就不能贸然改动帛书、《策》文辞主。 再从性质看，帛书、《国策》不是史官实录、记载的材料。1.尽管“战国纵横，史职犹存”(28)，但战国之前，史官除“君举必书”(29)及记载诸侯国聘问、祭祀、兵戎等重大事宜，还有“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故有《世本》、《牒记》、《历谱牒》、《五帝系谱》(30)。“牒者，纪系谥之书也。下云‘稽诸历谍’，谓历代之谱”。至战国“废文任武”(31)，各诸侯国即使有史官，也很难履行上述职责。故《七国考》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七国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度，荡然不可复征。”2.史官记言主要是具“教诫”(32)性质的“先王之制”、“先王之训”、“先王之教”、“先王之令”，还有“嘉言善语”、“治国之善语”(33)，《策》文显然不具如此性质。先秦“史记”记事的体式，应像《春秋》、《竹书纪年》、《编年记》、《史记·秦本纪》部分材料。即某年、月、日、某地、某事，《战国策》则完全不是这样。纵横家大多出身社会底层，且都不是史官。《策》文应该不是史官的记载，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司马迁感叹“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犹甚”，虽未将“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的“权变”之类《策》文前身材料当做“史记”看待，但又称“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4)3.许多《策》文为传闻故事，而先秦同一模式的故事会不断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说顷襄王者为黄歇，《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善谋第九》均以为黄歇上书秦昭王，《文选·辨亡论》李善注引“楚、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校”以为“顿子说秦王”。《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劝其勿入秦者为“苏秦”，《史记·孟尝君列传》为“苏代”，《说苑·正谏》为“客”。这说明不仅司马迁与刘向所见材料不同，刘向本人所见材料也不同。此故事又与《赵策一·苏秦说李兑》基本相同。向宗鲁云：“窃谓本书不记姓名为得，《齐策》以为苏秦，乃传闻失实，史公知其误，改为苏代，子政不敢臆断，故止称客，若《赵策》所载，则误中又误矣。”(35)《齐策四·先生王斗》王斗之语，与《齐策四》公孙弘、鲁仲连语差不多，《说苑·正谏》以为淳于髡。《赵策三·平原君谓平阳君》公子牟告应侯之语，《说苑·敬慎》以为告穰侯。《战国策》与《韩非子》相同的故事有三十馀条，这些材料绝大多数见于平时收集备用的故事集——《说林》及《内、外储说》。其中与《国策》相同的材料，二者辞主等方面多有不一致者。如《燕策一·燕王哙既立》自燕王哙立叙述到燕昭王即位，其间“苏代为齐使于燕”。《外储说右下》一作“苏代为齐使燕”，另一作“苏代为秦使燕”，徐中舒以为“秦”指“苏秦”(36)；说燕王者，《燕策一》为“鹿毛寿”，《外储说右下》作“潘寿”；引禹之事说燕王者，《燕策一》作“或曰”，《外储说右下》作“潘寿”。而最大变化是《韩非子》仅为短篇故事，《战国策》则成为一篇完整叙事文。这样的传闻故事，有些情况早已不明，若没有新材料出现，后人就更不清楚了。若以为帛书中出现“秦”或“苏秦”字样就考实为“苏秦”，那么，先秦流传的类似故事中出现的人物是否均为实指?先秦典籍中提到的人与事，有其人未必有其事，有其事未必其人所为。4.游士揣摩的练习之作也占《战国策》一定的比例。刘向《战国策叙录》以为“权变”之人，“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将“中书”的部分材料当作个人创作看待。《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也许初具后世“别集”性质。5.《战国策》为材料汇编，若按材料性质分类，可分为不同的“类”。《策》文的形成过程、来源渠道不同，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背景与结果，或其中一项是否为后人附益都未可知。其中同一《策》文，版本不同就会有变化。如《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鲍本无“顷襄王二十年”至“臣闻之”一百十字，有“说秦王曰”四字，或许鲍本别有所本，或许依照他《策》体例改动。《秦策五·谓秦王》谈“始”与“终”一段，与“顷襄王二十年”谈“始”与“终”一段材料，意思基本相同，所以“顷襄王二十年”为模拟游说辞。《齐策五》只有一篇“苏秦说齐闵王”，且为《战国策》文篇幅最长者。缪文远言：“姚宏云：一本无‘苏秦’二字。……鲍彪改‘苏秦’为‘苏子’，吴师道以为‘苏代’并非也。”(37)除了上述原因，战国中、后期拟托创作成为一种风气，《汉书·艺文志》著录了许多拟托之作，《战国策》也有许多虚构、拟托的作品。《策》文不仅拟托人物，还虚构了事实、地理、时间、事件。如拟托苏秦之文，《秦策一》极力鼓吹“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齐策五》又宣言“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为志，则战功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像“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38)之类现象，从史实看存在真实性的疑问，但若从文学创作看，正好说明人们模拟苏秦之名撰作游说辞。 就史实而言，《策》文大多以当时的“新闻事件”为背景或话题，人物、事件“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但史料不等于史实，更不能将传闻当成史实，将文学人物当成历史人物。退一步说，若帛书二十七章中的十五章果真为苏秦的书信、谈话，那么苏秦分别自赵、齐、梁献书燕王，其书信应在燕，自赵献书齐王，应在齐。不管在何国，这些书信应在朝廷，属于国家最高秘密，一般人不得而知，要将分散在燕、齐两个朝廷的苏秦书信收集到一起，难度太大。假如前284年乐毅攻破齐都临淄与苏秦反间有关，至前279年齐田单反攻燕，尽收齐之失地，历经多年战乱，即使有这样的书信，也难以完整保留下来。因为朝廷文件与游说之士的揣摩练习之辞，与人们口耳相传，有人收集、整理的传闻或故事，性质应该完全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