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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 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决定了中国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如果有点历史感，我们都会认为文学的这一选择没有错误。当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时刻，作家自觉地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这是百年中国文学值得引以为荣的伟大传统。但是，文学毕竟是一个虚构领域，想象力毕竟还是文学的第一要义。因此，没有大规模地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一直保持着与现实的“反映”关系，使文学难以“飞翔”而多呈现为写实性。只要我们看看“底层写作”和“打工文学”，它的非虚构性质或报告文学特征就一目了然。 关仁山是当下最活跃、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关仁山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活跃和勤奋，而是他对当下中国乡村变革——具体地说是对冀东平原乡村变革的持久关注和表达。因此可以说，关仁山的创作是与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和切近的创作。自“现实主义冲击波”以来，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基本集中在长篇上，中、短篇小说写的不多。现在要议论的这篇《根》是一部短篇小说，是关仁山很少涉足的城市生活题材。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烂俗故事。老板张海龙不仅已婚，而且连续生了三个女儿。重男轻女、一心要留下“根儿”的张海龙怀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儿子了，于是，他看中了女员工任红莉，希望她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为自己生一个儿子。任红莉也是已婚女人，但是任红莉还是出轨了。任红莉出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想做一个代孕母亲。张海龙多次说服和诱惑后，任红莉终于想通了并终于为张海龙生了孩子。不明就里的丈夫、婆婆的高兴可想而知；张海龙的兴奋可想而知。任红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圆满。但是，面对儿子、丈夫、张海龙以及张海龙的老婆，难以理清的纠结和不安的内心，在惊恐、自责、幻想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压迫左右下，任红莉终于不堪重负成了精神病人。关仁山的这篇小说要呈现的就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苏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桑塔格在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是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的。这个隐喻化就是“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转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批判和政治压迫的过程。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压力。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除给人带来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是，生活中存在的“一夜情”在文学中究竟应该怎样表达，或者说，这样的生活现象为文学提供了哪些“不可能”性。新世纪以来，关于“一夜情”的作品曾大行其道。比如《天亮以后说分手》的受欢迎程度在一个时期几乎所向披靡，随之而来的《长达半天的快乐》《谁的荷尔蒙在飞》《我把男人弄丢了》《紫灯区》等也极度热销。这些作品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以及时代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与市场需求不无关系。有人认为《天不亮就分手》与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廊桥遗梦》相类似，并断言“肯定没有人觉得它是一部庸俗低级的书”。这个判断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廊桥遗梦》作为通俗的文学读物，在美国也被称为“烧开水小说”。它的主要读者是无所事事的家庭中年妇女或家庭主妇，小说的整体构思都是为了适应这个读者群体而设计的。一个摄影艺术家与一个中年家庭主妇偶然邂逅并发生了几天的情感。但这个家庭主妇弗郎西斯卡最后还是回到了家庭，艺术家金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远走他乡。这个再通俗不过的故事，一方面满足了中年妇女婚外情的想象性体验，一方面又维护了美国家庭的尊严。因此，它的好莱坞式的情节构成虽然说不上“庸俗低级”，但肯定与高雅文学无关。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都市文学中关于“一夜情”的书写，甚至还没有达到西方“骑士文学”的水准，更不要说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了。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一夜情”，重要的是作家在这些表面生活背后还会为我们提供什么？当下都市文学在情感关系的书写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还难以深入地表现这个时代情感关系攫取人心的东西。这一方面应该说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给了我们巨大的启示。盖茨比与黛茜的故事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爱情故事。但作家的深刻就在于，盖茨比以为靠金钱、地位或巨大的物质财富就可以重温失去的旧梦，就可以重新得到曾经热恋的姑娘。但是盖茨比错了，为了追回黛茜他耗尽了自己的感情和一切，甚至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他不仅错误地理解了黛茜这个女人，也错误地理解了他所处的社会。盖茨比的悲剧就源于他一直坚信自己编织的梦幻。但是，小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盖茨比的痴情，就在于盖茨比对爱情的心无旁骛。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试图唤回黛茜昔日的情感，但他失败了。成功的文学人物几乎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不可能获得俗世的成功。有趣的是，这部写于1925年的小说，特别酷似情感生活失序的当下中国。可惜的是，关于爱情、关于人的情感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我们除了写下一堆艳俗无比的故事外，几乎乏善可陈。对生活表层的“纪实性”表现，是当下城市文学难以走出的困境之一。应该说菲茨杰拉德创造性地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他的想象力与深刻性几乎无以伦比。 因此，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重温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的“法国浪漫派”、“英国浪漫派”、“青年德意志”等涉及的作品，也许会为我们城市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想象空间或启示。在这方面，一些书写历史的作品恰恰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经验。比如蒋韵的《行走的年代》，就是一篇受到普遍好评的小说。如何讲述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如何通过小说表达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就如同当年如何讲述抗日、反右和“文革”的故事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既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也在读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但是，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文学史家在比较中发现，真正的“伤痕文学”可能不是那些爆得大名声名显赫的作品，而恰恰是《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波动》等小说。这些作品把“文革”对人心的伤害书写得更深刻和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对“政治正确”的控诉。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行走的年代》的不同，就在于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浪漫主义独特的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那代人的青春时节就这样如满山杜鹃，在春风里怒号并带血绽放。不夸张地说，蒋韵写出了我们内心流淌却久未唱出的“青春之歌”。 如前所述，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如同正在进行的现代性方案一样，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写作，也是一个“未竟的方案”。它向哪个方向发展或最终建构成何等身影，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