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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 邬国平 参加讨论

    
    这一点只要将《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与《诸子》篇对照读,对它们相关的内容加以分析,就大致可以得到证明。下面即以两文比较为主,再结合其他的分析,对这个问题略述看法。
    首先,刘勰对他为何撰写《文心雕龙》的说明与他论子书的写作相一致。《序志》篇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7]⑧“拔萃出类,智术而已”,“腾声飞实,制作而已”,这是说超出庶众者必是智术之士,声名留世者必是创造者。“智术”、“制作”可以有各种表现;对君子而言,各种表现皆莫过于建德、立言之重要,而又以立言最为切实可行。这些都是刘勰自道其著《文心雕龙》的大胸襟语,说明立言不朽是刘勰重要的价值观,追求不朽是他撰写《文心雕龙》最重要的原因。“岂好辩哉”云云,借用《孟子·滕文公》“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语,然含义已有改变。孟子表白自己好辩,是针对当时是非淆乱的社会状况,激浊扬清,维护正义正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刘勰主要是说人的生命有限,写作可以使人的声名“踰金石之坚”,自己“好辩”是不得已。刘勰之意是追求不朽,是以声名不朽抗衡死亡,“好辩”是他强烈的求名意识的体现。“好辩”不是指与别人争辩,而是指立言。《序志》的“赞”也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作为对全篇总旨的概括,“赞”更是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以寄托心愿、留下不灭名声的目的表达得非常醒豁。这样的表述,我们在《诸子》篇也可以读到。他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这是《文心雕龙》每篇文体论“释名以章义”部分的内容,解释各类文体的含义。⑨从他对“诸子”的释义看,诸子著作的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的内容“入道”,二是作者用以“见志”。“入道”留待下面说,这里先说“见志”。他所谓的“见志”,不是泛指著作应当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而主要是指作者通过著述来体现追求不朽的抱负和志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是指大夫有善言嘉语为世人所传诵,后来立言不朽则主要指作者立一家之言,创一家之说,而且又经常是指诸子著述。刘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诸子著述是“见志”之书的。刘勰以为,诸子撰写著作⑩是因为他们“疾名德之不章”,才借助于撰述文章“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使自己的名声永垂。《诸子》篇正文最后又说:“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钟惺评曰:“数语严然以子自居。”纪昀也评道:“隐然自寓。”[4]65将刘勰这些话与《序志》篇“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那段话相对照,无论语句还是意思,都如出一辙。可以说,《序志》篇的文字简直就是《诸子》篇这段话的改写,借用钟惺、纪昀的评语,《序志》篇数语也表示刘勰隐然以子自居。《诸子》篇“赞”还说:“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这既是强调诸子著作是“含道”的,同时也是强调诸子“怀宝挺秀”,通过撰述来表现志向,与《序志》篇“赞”意思相近。通过对读和比较,很容易发现,刘勰《序志》篇说的“余心有寄”就是《诸子》篇说的“见志”。两篇文章不仅表述的意思,而且使用的语言、言说的方式、段落安排(都出现在开篇和结尾),都极为相似,这在《文心雕龙》全书再也寻不出第二个例子。仿佛刘勰撰成《文心雕龙》正文四十九篇后,又将《诸子》篇单独取出,当作撰写《序志》的主要参考,否则很难解释这些行文高度一致的现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刘勰对诸子写作原因和目的的说明,恰好也是对他自己撰写《文心雕龙》之原因和目的的说明,这说明刘勰是以撰写子书的态度撰写《文心雕龙》的,也就是说,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就是撰写一部他个人的子书。
    其次,刘勰关于《文心雕龙》、诸子作品与儒家经典关系的论述相一致。《序志》篇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是从辅翼儒家经典的角度肯定文章的功用,也说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目的是帮助作者更好地写作文章,以起到“经典枝条”的作用。这与他在《诸子》篇定义的诸子著作两大特点之一(“入道”),完全吻合。《诸子》篇具体论述“入道”的意思曰:“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目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老子)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一方面固然是在追溯经、子分派异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指出周师鬻熊与周文王的友朋关系、老子与孔子的师友关系,说明圣人所著为经,贤人所著为子,强调经、子关系密切。刘勰对子书的认识显然受到《汉书·艺文志》的影响。班固说:诸子各家“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8]1746刘勰用最早的子书(《鬻子》)和最佳的子书(《老子》),证明经、子之间保持这种密切的关系十分重要,从而为他“入道”、辅翼经典的子书观张目。事实上,子书内容复杂多样,三教九流皆杂糅其中,并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或主要思想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刘勰对子书提出这种要求。后世子书作者共同的写作原则是,成一家之言而辅翼(至少是弗畔于)圣人之道。刘勰以高标准要求子书写作,也这样要求他的《文心雕龙》撰写。《诸子》篇的这种要求与《序志》篇关于《文心雕龙》写作目的(佐助儒家经典)的说明是一致的。《诸子》篇还说:“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意思是说,子书虽然繁杂,它们的“本体”却可以总结为“述道言治,枝条五经”。这是对他用“入道”两字定义诸子内容的最好说明。“枝条五经”与《序志》篇“经典枝条”的说法相同。所以从“入道”的要求来看,刘勰也是用子书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文心雕龙》撰写的。
    最后,刘勰自述《文心雕龙》取名是受了子书启发。《序志》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他这段话举出的例子,分别说明组成书名的“文心”和“雕龙”两个词语取自何书。关于“涓子《琴心》”,《汉书·艺文志》载道家有“《蜎子》十三篇”,原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颜师古注曰:“蜎,姓也。”[8]1730,1732学者认为涓子即蜎渊,《琴心》即《蜎子》。[9]而署刘向《列仙传》卷上《涓子传》则曰:“涓子者,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于齐。著《天人经》四十八篇……受《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三篇,有条理焉。”[10]《四库全书总目》卷146《列仙传》提要指出,这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不相符合,《列仙传》“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刘)向耶?”[11]1248无论刘勰“涓子《琴心》”一语是依据《汉书·艺文志》还是《列仙传》,《琴心》是一部子书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关于“王孙《巧心》”,《汉书·艺文志》儒家载:“《王孙子》一篇。”原注:“一曰《巧心》。”[8]1725关于“驺奭之群言雕龙”,驺同邹。《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载:“《邹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8]1733《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张守节《史记正义》:“《驺奭》十二篇,阴阳家。”[12]由此可知驺奭从邹衍学,他在当时有著作流传,是阴阳家。刘勰《序志》列举《文心雕龙》命书之意的出处,无一不是受启发于先秦子书,这直接说明他撰写《文心雕龙》确实是仿效子书,将它当作子书来写的。
    《序志》、《诸子》说明,刘勰将《文心雕龙》当作子书来写。但《文心雕龙》又是一部有些特殊性的子书,它的内容和主题都非常集中,或是“论文叙笔”(《序志》),或是阐述普遍而重要的写作道理,是属于“论”的著作。《诸子》篇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据此,似乎子书与论著有严格的区分,《文心雕龙》既然是“论”著,就不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其实不能这么机械地理解刘勰这句话,也不能这么机械地看待这个问题。《诸子》篇列入《文心雕龙》文体论是比较特殊的,因为诸子是对各家著作的统称,其本身不是具体的文体,诸子的著作可以包括多种文体,而又以论说文为主。正因为《诸子》篇与其全书文体论各篇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所以刘勰认为,论著与子书的界限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跨越的。《诸子》篇说:“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陆贾、贾谊、扬雄等人著作中的内容,都有标出“论”名的,然而因为这些著作论述的对象广泛,不限于“一理”,故依然应当归入子书的范围。建安七子之一徐幹著有《中论》,该书虽以“论”名,其实是子书。《文心雕龙》集中介绍文体知识,广泛评论作者作品,深入论述文理,其实际涉及的范围和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集各类著作的特点、源流变化,以及文学史、学术史上众多复杂的现象等等都为之穿贯覆盖,正如佘诲《文心雕龙序》所说,是“网罗古今,弥纶载籍”。[13]他对经、史、子都有专篇论述,它们是《宗经》、《史传》、《诸子》等篇,全书没有论集部的专文,那是因为他论述的各类文体叠加在一起(无论集合一类文体的作品,还是集合多类文体的作品)就是集部,所以不必分别论述了。这与以前的文论在撰写体例上有很大不同。《序志》篇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又说,他所作“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这些话都在强调他论文所及范围广大,问题众多,不是拘囿于某一文理。若依视陆贾、贾谊、扬雄书为子书之例,刘勰显然也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书。刘勰在《论说》篇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接着他举《庄子·齐物论》、《吕氏春秋》作为对“论”定义的证明。庄子、吕不韦所著都是子书,这也可以看作刘勰把研精文理、“弥纶群言”的《文心雕龙》视作子书的旁证。所以,上文所引刘勰关于“论”与诸子有区别的话,不会影响他对《文心雕龙》是子书的认识,《文心雕龙》的某些特殊性不足以消解其作为子书的整体属性。
    从著书人与子部和集部书籍的互相关系看,《文心雕龙》也应当是一部子书。魏晋而后,别集、总集不断涌现和积累,然而总集是由别人编纂的,这与刘勰自撰一书无关;别集之名创自东汉,其书也往往是由后人编纂而成。《隋书·经籍志》即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1]1081比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到建安七子中的六人,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14]9建安诸子死后,曹丕为他们编辑文集,这种情形适与《隋书·经籍志》“后之君子……故别聚焉”的说法相符合。从《隋书·经籍志》所叙看,这种情况至隋朝依然未改。在此情形下,人们在写作时未必会有明确的意识,以为自己撰写的是集部书籍,由此看来,刘勰打算写一部这种性质的集部书籍的可能性显然也是没有的。至于个人论著,在《隋书·经籍志》将其中一部分归入总集以前,自然是以归入子部最为恰当。所以刘勰以撰写子书的态度对待《文心雕龙》写作,从当时作者与著作的普遍关系和人们著书习惯、意识来看也是最为合理的。《四库全书总目》之《战国策注》提要说:“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11]462这用以说明先秦子书当然是恰当的,而汉魏以后的子书命名情况则发生很大变化,普遍不再因子名为书名,而是另取书名,如《新语》、《法言》。所以《文心雕龙》的书名与它是子书也没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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