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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常化现实转化为文学 对于那些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作家而言，同时叙述和想象“历史”与“现实”就成为难以规避的选择。需要追问的是，我们拥有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体验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天然地拥有了“合格”、“合法”的讲述历史和现实的能力与资格？这几年来我注意到，一些作家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却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很多写作者不自觉地高估了自己认识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能力。回到文学自身，我想追问的是，“中国现实”作为一种“文学和想象化的现实”，离真正的“日常化现实”到底有多远？显然，作家普遍陷入了“历史”与“现实”文本之间难以榫接的尴尬和困境。 新世纪以降，在面对更为贴近个体的“日常化现实”的时候，叙述者却感到了巨大的犹疑和困惑。曾经的清醒、审慎、反思再一次坠入到了“现实”的涡轮机、搅拌机和粉碎机中。我们本应该对更为切近的现实据有不言自明的话语权，但事实却是，不期然间，我们充当了盲人和哑巴的角色。在离叙述者更为切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仔细深入考量却发现，其缺少的是更为深入、凛冽和令人惊悚的“文学的现实感”。在现实和写作面前，作家应该用什么“材料”和“能力”来构建文学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区别于原生态意义上“现实”)吗？“当代”作家在叙述更为切近的“日常性当下”时不能不“英雄气短”和“笔力不逮”。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知识分子再次丧失了回应能力。我们在很多的文学文本中听到了作家集体性的抱怨和不满，但除此之外，文学似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我们看似对“现实”更有把握，也看似真理在握，但是当这种“日常化的现实”被转换成文学现实时就会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 文学的现实感所要求的是作家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现实”的能力，甚至是超拔于“现实”的能力。所以，处理正在发生的“现实”对于作家而言无异于一次巨大的冒险和挑战。尤其是面对正在进行和持续中的“现实”还有刚刚远去的已经具有了“历史感”的“现实”，当它们一起进入作家的视野时，这无异于一个巨大的迷津。其中的叙述难度和危险可能是难以想见的，而正是这种难度成就了文学自身特有的品质——在司空见惯处发出“陌生”之音，在不可能的难度中挑战和冲击语言和想象的极限。面对“糟糕”的现实，我们很容易发出不满之声，而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愤青的角色——“我还记得8月中旬，临行前和朋友们坐在北京世贸天阶，谈论着中国现实的种种，一种空前的庸俗感，让我们倍感窒息”，“我厌恶那无处不在的中国现实，是因为它们机械地重复、毫无个性……它们一方面无序和喧闹，另一方面又连结成一个强大的秩序”(许知远：《失语》)。我想这种对“中国现实”的不满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但是，除了“厌恶”和厌倦之外，是否还需要在文学中呈现更多其他的声音，尤其是“异质”的声音？ 比照更为生动和吊诡的新世纪现实，小说中的现实叙事显得苍白无比且单调粗疏。也许作家们太希望和急于处理“现实”了，处理“当下”的时候作家们无形中成了怀疑论者或犬儒主义者，因而普遍出现了“精神现实”不足。就文学而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在一些作家那里，这二者之间却呈现了简单化的对立性。实际上，现实与历史更多的时候是叠加和掺杂在一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条河流，我们很难说河的这段是30年代的，而那一段是80年代的。更多的时候，现实和历史之间已经很难被简单化地剥离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