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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对生命的敬语 张江：事实上，精品的创作生产并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往内里说，它更核心的要素，是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人格是否足够强大，强大到能够支撑起一部精品的思想含量和艺术高度。人格上的侏儒，不可能打造超越自身重量的青铜重器。因此，除了在创作上苦练内功，作家、艺术家还必须让自己在人格上高大起来。 刘醒龙：人生中常会遇到“识时务”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重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一阵风将许多“乌纱帽”吹到了读书人头上。没过多久，又有许多读书人闻风而动，停薪留职下海去折腾。当然，从拼命上大学，到千方百计从政，再到疯狂追逐“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如此“识时务”，也可以看作人生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和经历。而另一些人，认准一种自己最看重的价值，心无旁骛、清苦寂寞地坚持下去，不在乎是否会成为又一个西绪弗斯神话。《蟠虺》开篇的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表明了两种境界，前者可以看作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后者则是常态之上的创新。 文学最不应当表达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识时务”，文学的意义只能是“不识时务”。巴金在写给1991年5月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贺词中说：要用心写作，将心交给读者。巴金的这句话博得与会青年作家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这才是文学的至理名言。2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记着这句话，我认为对作家来说，还必须将心交给自己。唯有掌握了自己的心，才能够发出属于文学的声音。不识时务者之所以能够被誉为“圣贤”，就在于他的一切首先属于自己的心。 属于自己的心的文学，往往会与世俗习惯产生冲突。而文学存在的意义恰恰是对世俗的拆解，从中找出心灵的真实。心灵真实基础上的文学才有可能于岁月之河中逆流向上。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讲述了在一切与文化相关的努力都是为了将自己打造成“人才”的时世之下，还有一些卑微的人，在用卑微的精力，捧着那名叫“良知”的薪火默默行走于大地之上。整整20年后，在《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依然能够引起属于文学的反响。这很好地表明，时光是文学最好的鉴定者。 文学是时代的气节，还原到叙事上，文学可以是人对生命的敬语。我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让很多人觉得惊讶，文学带给人们的这种惊讶是文学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人格，标志的是这个民族的人格，这些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格形象被人为矮化，并非知识分子本身真的那么糟糕，而是糟糕的一面被过分夸大了。实际上，懂得并坚持自守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比比皆是。文化与文明的重建，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建。《蟠虺》的写作源于发现和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相比各种各样的学术成就，知识分子的人格应当是这个时代的“青铜重器”。 张江：当前，一些作家、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焦虑症”“恐惧症”，唯恐自己被边缘化、被淡忘，于是就靠频繁地“露脸”“出镜”，强化读者和观众的印象，而为维持曝光率，常常拿出一些粗制滥造之作。精品，惟有精品，才能让作家、艺术家的名字不被淡忘，乃至不朽，哪怕终其一生只有一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