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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民众的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人民日报》2014年03月1 张江 高建平 刘跃 参加讨论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方 宁(《文艺研究》杂志社社长、编审)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
    阅读提示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文学起源于民众。文学不是几个“天才”饱食无忧之后的臆造。文学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民众。内容和媒介自不必说,就是最具“独立性”的“形式”也不例外
    ●“为民而作”不是一种姿态或策略,它关系到写作的情感与立场问题。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所谓的“底层写作”只能是他者想象的底层,是用“底层”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底层”而已
    ●被热捧的“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呈现出一派孱弱扭曲的文化病象。它们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这样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地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学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张江:当下语境中,谈论文学与民众的关系,显然不是一个时尚的话题。现在流行的是,文学大抵是“私货”,一个人的喃喃呓语、几个人的窃窃私语被视为“阳春白雪”,而更广泛的民众的生活、普遍的情感被视为“下里巴人”。成名的以精英自居,俯视民众;未成名的向隅而泣,远离民众。似乎很少有人会问问自己“我是谁”。
    还是要问问“我是谁”
    高建平:现在的确有一些所谓的“名家大腕”忘记了“我是谁”,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弄清“我到底是谁”。文学史上记载的都是巨匠、大师,这会给人错觉,以为文学的历史都是精英的历史,与民众无关。在粉丝文化盛行的今天,一些作家在网上大红大紫,被众多少男少女疯狂追捧,年纪轻轻已不记得“我是谁”。
    必须承认,在文学的演进发展中,文化精英、专业作家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们,不会有文学的历史。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就是由专业作家独自创造的。古往今来,专业作家、文学大师的艺术创造,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基础之上的。再优秀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说到底,也都是大众创造的提升者、改造者、加工者。
    在文学起源的问题上,现存多种说法,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等,哪种说法更科学、更合理,尽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从主体的角度讲,文学起源于民众,是普通民众的游戏、巫术、劳动孕育了文学。文学不是几个“天才”饱食无忧之后的臆造。文学的发展同样依靠大众。文学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民众。内容和媒介自不必说,就是最具“独立性”的“形式”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文学曾经以诗文为主,小说的出现并取代诗文而成主流,被视为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小说是从哪里来的?按照班固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证明,小说的出现,是稗官采集普通民众“街谈巷语”、民间杂谈加工而成的。古代如此,当代也如此。现在有“短信文学”的说法,如果它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那么它同样来源于大众的创造。手机的普及,短信的喷涌,催生了短信文学。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文学的样子,它还会产生哪些新的体裁和形式,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它一定附着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轨迹,在人民大众的创造中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发展。
    我想起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自己看作“讲故事的人”,他认为,早年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听到的故事孕育了自己最初的文学才华,而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正是幼时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对“我是谁”最清醒的认知。
    文学当“为民”而作
    张江:文学为谁而作,如何去作,关系到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决定着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为民而作,和之者众;为己而作,和之者寡。流连于个人喜好,放弃为民职责,其言其辞,不过自娱自乐而已,遑称文学。
    刘跃进: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文章当“系于意,不系于文”。他阐释说,所谓“系于意”,要义之一就是“不为文而作”。文章本为文,但却不为文而作,道理在哪里?为文而作者,“技”“艺”当头,着力用心在各种手法,将作品装扮成“美文”,用技巧博取名声,炫耀自己。文学创作需要技艺淬炼,但技艺不是唯一要素。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创作,就是要尽到一个谏官“补察得失之端”的职责,通过文学去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诉求。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把文学的作用简单化,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人民大众、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今天看来依然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纵观历史,很多作家之所以获得后人的尊崇与爱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关注现实生活,体察民生疾苦。他们不是为文而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推动社会进步。文学史也证明,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在社会思想的表达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为民众所接受,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真正影响。仅仅“为文而作”,止于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琐碎玩味,止于追寻所谓抽象的艺术之美,只能离民众越来越远。如北宋初年的馆阁文学一样,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用典繁复,“独恨无人作郑笺”,最终只能被历史淘汰。
    “为民”而作还有一个情感立场问题。有些作家,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众生,不关痛痒地谈论民间疾苦,甚至将这种疾苦当作猎奇的对象招徕看客。在他们眼中,劳苦大众不过是蒙昧、愚蠢和不开化的表征,所谓的“为民而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数年前,“底层写作”曾作为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在文坛引领风骚,造成很大影响。最终却未能行远,其中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底层写作与底层民众的情感隔离问题。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它只能是“他者”想象的“底层”,是用“底层”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底层”而已。只有放下姿态,把自己从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变成与大众水乳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融入大众,去努力实践“为民而作”,他的笔下才会流淌出带着普通大众情感温度的浓情和诗意。
    今天,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文学书写人民的历史、表达人民的心声,触摸时代的脉搏、传递美好的信念,凝聚民族的力量、展示文化的方向,这些基本准则不会过时,需要我们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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