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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对汉代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作为谏书以讽谏君王的方面。据史籍记载，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十分重视经学的作用，“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魏源《默觚》）这种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以经术为治术”的为政之道，正说明了经学在汉代社会中所处的权威地位。《诗经》在这种从政方式中，扮演的是一种谏书的角色。 据《汉书·王式传》记载，王式为昌邑王师，自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像王式那样，以《诗经》作谏书的例子在汉代并不少见。王吉、龚遂、匡衡、刘向、翼奉等人都曾在奏疏中称引《诗经》进行讽谏。这种讽谏方式，正是对《诗经》“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作用的最好注脚。 政治生活之外，《诗经》于风俗文化方面对汉代社会的影响更加深远。在汉人看来，由《诗经》可以考察各地民风，更可用《诗经》来移风易俗。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中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在班固看来，《诗经》之编纂，乃是由于自古而来的采诗制度：采集民间歌谣，用以作为统治者体察民俗风情、了解政治得失的重要参考。 因此，汉人常以《诗经》作为考察各地风俗文化的重要标准。除了考察风俗，《诗经》在移风易俗方面同样有着十分神奇的功效。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风俗文化一般带有地域性且有着相对稳定的特征。所以，移风易俗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毛诗序》中却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毛诗序》的作者看来，《诗经》的作用几乎是无所不能，甚至可以感天地，泣鬼神。因而，用《诗经》进行教化，便可以维系人伦，使得风俗淳美。王式等人以《诗经》为谏书，正是因为在汉人看来，《诗经》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毛诗》本是兴起于汉代河间国的古文经学，经河间献王提倡，先在赵地传授，此后终汉之世一直流传于民间。然而，《毛诗》作为河间献王“修兴雅乐以助化”的举措之一，其影响却非同寻常。史载河间献王以所集《诗》乐献于朝廷，获得当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认可，并且赢得了民间的称赞： 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汉书·礼乐志》） 由“民到于今称之”，可见河间献王以《毛诗》“助化”的举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这也说明《毛诗序》中所言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并非仅仅是传《诗》者的理想，而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经常见之于各种典籍中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正是《诗经》文教功用的体现。 实际上，《诗经》于政治、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这些作用，并非汉代人的发现。早在孔子之时，就已经十分重视《诗经》的教化作用。孔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代《诗经》的教化功用在历史上被最大限度地发扬光大，正是源自孔子以来的《诗》教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