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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到索绪尔 就“语言和言语”这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将索绪尔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全面完整地把握索绪尔的理论。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最早是一名杰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正因为深谙历史比较语言学，所以他对当时这门显学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所有包含着发展、历史的连续、时间上的一连串的事件中，我们更注意的是事件，对状态则不感兴趣。这在某些学者那里，甚至发展到对什么是状态都一无所知的地步，或者在状态之外，并不赋予因事件而成的状态之特殊的角色。”[5](P194)尤其是“当‘青年语法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保罗骄傲宣称：‘语言唯一科学的研究是历史方法’的时候，索绪尔已经看到，语言研究不能一味停留在历史的溯源上，而应该首先分析语言的内部结构”[18](P221)。所以，尽管索绪尔很清楚，不论是“语言”还是“言语”，都是言语活动现象中无法分割的两部分，“两条腿”缺一不可，但是，鉴于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极端化倾向，为了拨乱反正，他还是作了优先选择，认为要先开展语言的语言学，着眼于语言内部结构，进行共时性研究。但是，索绪尔自己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策略会误导后人，从而将语言学研究带入另一个极端。所以，晚年时他又强调，等“语言学中对那些基本范畴的研究，以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已经够充分”[17](P3)的时候，就要适时地大力发展言语的语言学。 历史的发展应验了索绪尔的隐忧，也证明了索绪尔的伟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盛极一时，大力标举“语言”内部的共时结构。然而物极必反，走到了极端的结构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近年来语言学领域的新趋势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语言的语言学继续发展的同时，言语的语言学也越来越受重视，涌现出很多新的研究方向，比如言语行为理论、篇章语法、语用学、言语交际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等。[18](P223) 叙事学领域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向。后经典叙事学便诞生于这种语境。如果说经典叙事学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即存在于叙事作品深层的普遍的共时结构，那么，后经典叙事学则着重关注言语，关注言语产生的具体语境。后经典叙事学的这种转向突出地表现为：“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了历时叙事结构，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从关注形式结构转为关注形式结构与意识形态的关联”[19](P93)，或者“以阐释具体作品的意义为主要目的……承认叙事结构的稳定性和叙事规约的有效性，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和概念来分析作品(有时结合分析加以修正和补充)，同时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注重跨学科研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19](P94)总之，这种转向表明，经典叙事学只研究语言而忽视言语的做法已告终结。研究对象的转变，必然会带来研究方法的革新。当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解读某部叙事作品的意义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来考察具体的作品，自然就成为研究者的选择。[19](P96)于是，历史、文化、政治、民族、种族等维度，又重新回归到叙事学的视阈中来。 根据索绪尔对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辩证看法，我们认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兴起有其逻辑的必然性。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已经相对充分，历史到了需要大力发展后经典叙事学，让两种研究融会贯通，相互借鉴，相辅相成的新阶段。所以，在我们看来，后经典叙事学“虽然对经典叙事学有所批判和否定，但它是在经典叙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视为对经典叙事学的反思和突破”[20](P7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即认为后经典叙事学向社会历史语境的同归，不是对经典叙事学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延伸和扩展”。“后经典叙事学包括作为其关键性阶段或组成部分之一的经典叙事学，它反思并重新语境化经典叙事学，暴露其局限性，但探索其可能性，保留其基础，重新评估其范围，构建新版经典叙事学。”[21](P29-30) 综上所述，我们既看到经典叙事学对索绪尔接受的片面性，同时也仍然相信，索绪尔思想在当今还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无愧于“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称号，后经典叙事学也同样沐浴着它的光辉。回到索绪尔，完整地理解索绪尔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经典叙事学，并深入认识和发展后经典叙事学，都是大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