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横空出世后，有记者采访笔者，谈到今后张爱玲作品的发掘，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张爱玲中、后期作品和书信的整理，有待张爱玲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努力。这已由《异乡记》、《易经》和《雷峰塔》英、中文版和《张爱玲私语录》等书的先后出版得到有力的证明；二、张爱玲早期即1940至1950年代初的作品，应继续在上海报刊尤其是小报上查找，甚至手稿的发现也不无可能。这也已由《炎樱衣谱》、《年画风格的〈太平春〉》等文的出土得到了证明。
    而今，张爱玲的又一篇集外文《寄读者》在湮没六十六年之后重见天日了。这篇仅三百二十二字的短文由北京赵国忠、眉睫先生发现，原文连同他俩精彩的考证文字《张爱玲集外文〈寄读者〉与〈诚报〉》已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原文并将收入《张爱玲全集》散文卷平装本，笔者就相关问题再稍加发挥。
    《寄读者》发表于1946年8月25日上海《诚报》第二版，署名“张爱玲”。《诚报》是份八开四版的小报，创刊于1946年8月15日，停刊于1949年4月30日，几乎贯穿整个国共内战时期。此报注重文学创作和文坛掌故，在该报上发表过连载小说、“名家点将小说”的就有还珠楼主（李寿民）、孙了红、秋翁（平襟亚）、苏青、冯蘅（司明）、王小逸、捉刀人（王小逸）、田舍郎（陈亮）、张宛青、周錬霞、范烟桥、丁芝、谭维翰、徐淦等多位名家。最后两位生前笔者均有过交往，可惜不知他们均是《诚报》作者，无从请益。
    张爱玲与上海小报的关系，笔者已作过多次梳理，当始于沦陷末期的1944年12月，终于中共接管政权之初的1952年1月。没有小报，也就没有《郁金香》、没有《十八春》（《半生缘》）、没有《小艾》……已知张爱玲发表过作品的小报有1949年之前的《力报》、《海报》、《小报》、《小日报》和1949年之后的《亦报》，现在又增加了《诚报》。虽然已在1945年以后，张爱玲发表作品已很不容易，虽然不满五百字，是短制而不是长文，但创刊不久的《诚报》究竟有何能耐约到了张爱玲的文章，还是值得探究。
    然而，查找的线索在哪里呢？《诚报》当年的作者绝大部分都已作古，隐入历史，那位写了《自从有了张爱玲》、率先提出“张派”观点的王兰儿也下落不明。她是《诚报》“名家点将小说”《当太太出去的时候》的作者之一，也曾在1949年2月20日至4月30日《诚报》连载小说《心上人》。笔者由此想到认识王兰儿、已八十七岁高龄的报界前辈吴承惠先生，于是于8月7日上午拨通了吴先生的电话。
    据吴承惠先生回忆，他1947年秋曾短暂地应“承包”《诚报》经济版（即第四版）的友人之请，担任该版的编辑。这是本职工作之外“捞外快”的兼差，他每天下班后从提篮桥赶到二马路（九江路）西藏中路口的诚报社拼编经济版，约一个小时就完工走人。当时诚报社办公室里放三张办公桌，中间坐的是主编黄也白；右边坐的正是编辑王兰儿，王兰儿不但是《诚报》作者，更是文艺编辑；吴先生则坐在左边。吴承惠先生就这样一度与《诚报》主编黄也白、编辑王兰儿有同事之雅。不过，他并不知道他到诚报社帮忙之前，《诚报》发表过张爱玲的作品。这段回忆真是至关重要，解开了张爱玲为何会给《诚报》撰稿之谜。
    黄也白非等闲之辈，他是漫画家，也是有名的小报报人。上海沦陷时期他就主编过《力报》，向张爱玲约过稿。张爱玲1944年11月15日专门给黄也白写过一封信，表示对小报“向来没有一般人的偏见”，认为“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同年12月8日、9日，张爱玲又在《力报》连载《罗兰观感》一文，这也是张爱玲在小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封信和《罗兰观感》早已收入张爱玲的全集。综合吴先生的回忆和已知的黄也白与张爱玲的文字交，做出如下的判断应该是符合史实的：抗战胜利以后，黄也白新编《诚报》，又向张爱玲约稿，张爱玲遂以《寄读者》付之。
    张爱玲当时或许也正需要借《诚报》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已整整一年没有发表作品了。《寄读者》虽短，却清楚地向读者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件，表明心迹。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确实卖文为生，而且也确实由此红遍沦陷区文坛，但正如《寄读者》中所说的，她“从来没有写过违背良心的文章，没拿过任何津贴，也没出席过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对读者抱有信心，《寄读者》开头就说：“我总有这种信任的心——我觉得对于能够了解的读者是什么事都可以解释得清楚的”，同时也承认：“最近一年来似乎被攻击得非常厉害，听到许多很不堪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现在，这我在《传奇》增订本的序里都说到过，不想再重复。”这篇序就是置于《传奇》增订本卷首的有名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两个多月后，《传奇》增订本问世。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寄读者》中的有些话与《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相似乃至相同，有几句等于重说了一遍，特别强调。这在张爱玲创作中是颇为少见的，由此可知张爱玲对这些“攻击”的愤懑。
    第二件，预告新书。《传奇》增订本即将出版，张爱玲为此在《寄读者》中说：“这次《传奇》增订本新加进去八万多字，内容与封面的更动都是费了一番心血在那里筹划着的。”与初版和再版的《传奇》相比，《传奇》增订本增收《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和《桂花蒸 阿小悲秋》五篇小说，《中国的日夜》一首诗，也即张爱玲所谓“新加进去八万多字”。而新换上的晚清“时装仕女”与“现代人”独特组合的封面设计，《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也作了生动的说明，近年更成为中外研究者探究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入口。
    但是，令张爱玲意想不到的是，《传奇》增订本还未出书，“忽然发现市上有粗制滥造的盗印本”，以至她声明：“我总得尽我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版权，但我最着急的一点，还是怕那些对我的作品感到关切的读者，却去买了那种印刷恶劣，舛误百出，使我痛心的书。”这是张爱玲首次公开谴责盗印本。后来，她到了香港和美国，也在《〈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关于〈笑声泪痕〉》等文中一再对盗印本和冒名伪作予以揭露。
    张爱玲作品的盗印本，一直被张爱玲研究者忽视，连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长期把伪作《笑声泪痕》归入张爱玲作品而不察。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自鲁迅、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以降，他们的许多作品都被盗印过，张爱玲又岂能例外？有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证。1947年5月17日，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一期发表少若（吴小如）的书评《传奇》，对张爱玲这部小说集给予精到评价，该文也是1945年之后张爱玲研究的重要收获。但是查阅原刊，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文前有一行字交代所引用的版本：“传奇 张爱玲著 上海杂志社三十四年二月六版”，换言之，作者依据的是1945年2月上海杂志社第六版《传奇》。但所有已知史料均证明《传奇》只有1944年8月15日初版本、同年9月25日再版本以及1946年11月作为定本的增订本三个版本，何来这第六版？显然，这是北方不法书商的盗印本。因此，张爱玲在《寄读者》中所强烈批评的使她痛心疾首的盗印本，理应进入张爱玲作品版本研究者的视野。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