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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诗”论战到“中西文化论战” 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味的“反传统”中带有一种“削足适履”的意味，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科学”和“民主”的现代信念尚未建全到制度面，民族性的“情感结构”先受到重创；林毓生认为，当时知识分子相信文化思想的变迁必须先优于社会、政治与经济，这种将社会文化视为“一元”和“全体”的倾向，使他们不能区分一切传统的社会政治体系、文化象征、价值规范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而将传统视为一有机整体，而这种整体观使知识分子讨论传统或西化的问题时也倾向整体替换，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反传统。 从这一点上追究下去，战后台湾启蒙知识分子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抉择。1950年代以后台湾的文艺界逐渐产生三种人：军中作家、乡愁派、鸳鸯蝴蝶派。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出现了以青年一辈为主的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与“文艺复兴”运动，他们揭竿而起，冀望推动另一次属于文化的春天。而这场知识文化运动最先是从“现代诗”论战开始到“中西文化论战”为止。两次大规模的知识文化界论战，都与当时一群“启蒙知识分子”聚集的《文星》杂志有关。 现代诗论战来自1959年言曦攻击新诗的“无法吟诵、聱牙艰涩、与广大读者脱节”。一时间，新诗创作者纷起辩护，《文星》杂志更提供篇幅作论战之用，将第27期辟为“诗的问题研究专号”。关于当时的情境，钱歌川描写道：“近来在这所谓文化沙漠的文艺界，报章杂志上讨论新诗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新诗阵营内也硝烟四起，同年新诗界领袖人物覃子豪发表“新诗向何处去？”说明新诗的反传统需要以时代和文化作为背景。其针对海派诗人纪弦高举新诗“横的移植”，抨击他服膺波特莱尔的现代精神为拾人牙慧。彼时论战的结论，让新诗界厘清了与传统的关系。余光中说：“新诗成为古典诗与五四的新诗之后的必然。”至此新诗确立了，无论在思想基础、美学观点、创作技巧或语言实验上，都如覃子豪所说：“确以外来影响为其主要因素，而和中国一切旧诗的传统甚少血缘。” 新诗论战之后，《文星》作家们进而认为五四最大的成就是语言的解放，并不是艺术的革新。于是要求作品要能抓住时代的特质，透过日常生活的描绘来作移风易俗、启发意识、建立更高精神层次的社会任务；此外，更将五四运动缺席的艺术运动包含在内，由张隆延编辑艺术欣赏专栏，介绍西洋新潮艺术创作、理论、评介。与此同时，前卫画派也纷纷成立，如“五月画派”和“东方画会”等。各文艺类别如现代小说、现代艺术、现代音乐等新兴的力量汇聚成一股庞大的势力，留学巴黎研究音乐的许常惠和“五月画会”成员及《现代文学》的诗人余光中、罗门、辛郁结交为好友，冀望文学、音乐和绘画能呼应成一股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与此同时，“二代哲学家”加入论战行列，“知识青年都期盼《文星》全力支持‘第二个五四’的来临”。这次中西文化论战序幕由发表在《文星》第49期上署名李敖的一篇文章《老年人与棒子》揭开，将中西文化的老问题重新提了出来。紧接着第50期发表胡适的英文演说《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文中以“魔鬼的辩护士”自居，要说几句不中听的话：“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该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价值的时候了……我们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此文一出，引起传统派人士纷纷撰文驳斥。而年轻知识分子在论战中，全面攻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凡国字当头的，国学、国画、国医、国乐……等，都在声讨行列，胡适则被视为精神领袖。期间，台大哲学系徐许登源、陈鼓应等人加入；余光中、刘国松等也不断发表宣扬现代文艺的文字。学者许狄说：“青年的和主张全盘西化的一辈，已占尽了上风，同时也显示当时的青年朋友才气和胆气胜过老一辈。”与此同时，传统保守派则为固有文化思想辩护，有徐复观、胡秋原、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陈立夫、唐君毅、张君劢、钱穆等人。 表面看台湾的启蒙知识分子是以“全盘西化”等同于“现代化”，来取代“中国固有文化”，并以后者等同于传统。但我认为这次文化运动与“五四”有个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知识分子提倡的“科学、民主、理性”已跳脱理论思辨的阶段，而将重心摆在制度与实践的转换和安置问题上。《文星》杂志对现代思潮的长期传播与输入，使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也更加深入和实际，使一些大家共同接受的价值和理念、典章和制度，得以落实到社会群体当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