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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记得20多年前，我们的作品只是作为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印数不过一两千册，到如今，在国外已经完全是市场化运作了。在我看来，我们要迈出的下一大步，就是在市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从我个人的作品来说，这个成绩还算不坏。我最早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海外已经有十七八个译本了，其中约2/3都是从中文直译的。其中在德国和美国推广的程度最高，往往在首印之后还会有加印。欧洲人有开车时听小说的传统，因此《尘埃落定》还曾经出版过8000套CD，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到中国文学在当地确实有了一定的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流行度。 既然是市场化运作，宣传推广就十分重要。以前我们往往更重视翻译，认为一本书能在国外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取决于翻译的水平，但光有好的翻译还不够。在国外，大多数读者对我们很陌生，他们对作品的判断与兴趣，都源自宣传。我没有经纪人，因此，译者的经纪人也会成为我的经纪人。在一些国家，有的译者虽然翻译得很好，但宣传运作不够，小说的知名度就不高。 我作品中的藏族文化背景，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也使外国读者更难读懂。再加上西藏问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少西方人对于藏族都有着歪曲的想象。于是，在国外的读者交流会上，经常遭遇一些所谓“搞政治”的人的非难。其实不仅是藏族题材，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在不少偏激分子看来，凡是中国的体制内作家，书中内容都有政治宣传的图谋，他们不把中国文学当作文学。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是有不少真正的文学读者。他们大多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即使遇到一些误解，但是听到我的解释之后，往往能够马上接受并修正原来的观点。一般来说，小规模的、作家私人受邀的交流活动，几乎都是这样的文学读者，比如国外大学举行的学术交流或出版商策划的宣传活动。而大型的活动和政府组织的活动，参加者的目的则不那么纯粹。 遗憾的是，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的还只是少部分，其余作家很少有机会受邀参加私人性质的交流活动。因此，我认为，想让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走得更远，对翻译项目的资助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支持作家主动加强与外国作家、学者及出版界的联系。 对外交流，也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不足。不少西方经验，或可借鉴。 在国外，图书上架前往往有长达几个月的预热期。书评是宣传中的重要环节。出版商会把样书寄给专门的评论家，评论家则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来阅读并撰写书评。值得一提的是，国外的评论家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不像国内搞评论的往往是学者或教授。另外，评论家与作家往往互不熟识、并无私交，评论起来也更容易做到客观公正、不留情面；而在国内，双方却保持着一种“甜蜜”的关系，使评论中的褒扬远多于批评，缺乏力度。这样的文学批评，显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另一个明显差距，在于整体的文化氛围。在大多数国家，各个城市的文化氛围都比较浓厚，即使小城镇也有相当的底蕴与视野。我曾去过瑞士的一个小城，只有8000人，却敢召开国际文学大会，每年邀请一个国家的作家前往。当地仅有一间旅馆，床位有限，以至于部分参会者只能住在居民家中。相比之下，国内各城市之间文化氛围的差距非常大，只有几个一线城市才能经常见到此类活动。甚至我感觉即使一线城市之间都有差距，文化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北京等地，发展太不平衡。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中国文学一定能发展更好、走得更远。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并整理） （原文标题：加强交流才能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