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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这个事情。无奈中我找了陆谷苇先生,与他商量。谷苇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携过我的师长,他也是长期关注和报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记者,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报道。谷苇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励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请小林寻机会转告巴老,认为这样比较稳妥。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难以启齿的事情终于向小林吐露了。我在这里真心赞美巴金先生树立的良好家风,小林听了我的陈述以后一句责备话都没有,反而要我安心,让我写一封信把情况说明一下,由她交给巴金先生。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来,要我去家里。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经原谅我了,但还是毫无自信地走进了武康路113号。那天小林和李济生先生都在场,巴金先生坐在沙发上,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我来说是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地抚平了。 这个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伤,但老人的高风亮节,对我做人态度的教育是极大的提升。我从此养成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习惯,努力克服内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是的恶习。尤其是与巴金先生和贾植芳先生两位老人有关的工作,我的确是容不得再发生一丝一毫的差错。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轻人常会抱怨,以为我做事过于较真,对没有事必躬亲的事情总是不顺眼、不放心。那就是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献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难以报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