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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社会性”和“人类性”的自觉意识，必然合逻辑地指向这样一点，那就是，强调文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文学是民族的自觉：文学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文学是一种事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位置，它通过它的存在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的全世界性历史发展的阶段。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的动机，或某种外部的推力，而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世界观是文学的根源和基础。”⑤正因为这样，所以，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的要求就特别严格，批评也特别严厉。他很少夸夸其谈地赞美俄国文学，也很少用“创造了辉煌”、“达到了高峰”、“写出了极品”、“制造了地震”等廉价的语言来吹捧俄国作家。他总是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俄国文学，总是以尖锐的语气表达自己对俄国文学的不满和希望。他说：“我们的文学过去并不辉煌，目前也很灰暗，可是我们丝毫也不应该对未来绝望。……当我们攻击我们的文学的时候，我们只是想驳斥那种具有可笑的自我陶醉的看法的人，他们把少数人看作无穷尽的多数人，真诚地相信俄国文学凌驾乎英国文学、德国文学、法国文学之上”⑥。俄国文学的健全发展和辉煌成就，与别林斯基的永不自满的尖锐批评，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尖锐而正确的批评，别林斯基培养了俄罗斯作家的“世界观”，培养了他们高贵的文学气质，培养了他们对文学的庄严而朴实的态度。 当然，就学术水平来看，别林斯基并非第一流的学者，就认知能力来看，他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他曾经赞美过沙皇发动的波罗金诺战争；在美学理念上，他曾经宣扬过“纯艺术”论；在文学上，曾经贬低甚至否定过乔治·桑和席勒，对圣博甫的“历史批评”，也曾做过不正确的评价；从认知方式来看，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批评的那样，“一般来讲，别林斯基在抱有妥协情绪的时期，往往滥用先验论的逻辑体系，并且轻视事实。”⑦然而，“他痛心而愤恨地回忆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误，并运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来补偿这些过失。”⑧所以，在这样的错误和转变里，人们所看到的，不是见风使舵的摇摆，而是一以贯之的真诚态度与自我纠正的勇气，正像以赛亚·伯林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一贯，是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