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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0年11月20日，钱锺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演讲《诗可以怨》。恰巧，这一天，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对那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审，将这种怨诉的群体情感波澜推到了顶峰。 “伤痕文学”之争时，钱先生一直保持旁观者的沉默。或许，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给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惊弓之鸟般的警觉也使他不愿对当代事件发表任何直接的评论。尽管文革初期他本人在“五七”干校当过锅炉工兼邮件收发员，家庭也曾遭受不幸，但他就像一个饱经沧桑而欲说还休的老人――的确，这一年，他已年入古稀――并不喜欢谈及自己的苦难史。 那一年，我十四岁，就像众多同龄的文学少年一样，也是“伤痕文学”的热情读者，尽管刚过去的文革（或文革末几年）对我是一段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时光（这一关于文革的另类表述，在“伤痕文学”衰退后渐渐进入文学刊物），但还是十分希望自己和“伤痕文学”的主人公一样不幸。于是，我由写不成熟的青春诗转向写自己不存在的苦难史，由“言志”而“怨诉”，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与苦难为伴的被迫害者。我一边写着自己不存在的小小苦难史，一边看着黑白电视里坐在铁栏杆里的神情沮丧、目光恍惚的受审者。 不过，可以猜想，对弗洛伊德理论深有研究的钱先生肯定能从这些被人们带着眼泪阅读的“伤痕文学”中看出怨诉对于精神疗治的作用，而刚从文革过来并带着满身伤痛的中国恰好需要这样的文学疗治。只是，作为造诣很深的文学家和理论家，他大概感到“伤痕文学”在文学上失之粗糙，而那些为“伤痕文学”辩护的论文则在理论上失之浅薄。但他并不想直接卷入这场热闹的争论。他就像一个在拍集体照时总喜欢溜到镜头边缘或者干脆溜出镜头的人。不过，当他接到早稻田大学向他发出的讲学邀请并思索着该讲点什么时，《论语・阳货》中的一个短句不经意地出现在他的笔头：“诗，可以怨。” 这只是猜测。我无法断定，他写这篇讲稿的动机与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伤痕文学”及其理论表述有何关联（文中以讥讽笔调提到“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云云，似乎透露了些微线索）。不过，正如钱先生的母鸡和鸡蛋的比喻，当这篇讲稿随即于次年1月在《文学评论》上登出时，它就脱离了钱先生，参与了这场争论，并为“伤痕文学”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既是历史的又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辩护，而该文贯通中西、旁征博引的风格亦为学术界开一风气，以至多年后，当那些曾经洛阳纸贵、争相传看的辩论文章在完成其历史功能并很快被人忘却后，它依然被当做一篇比较文学的经典之作为人反复阅读。 钱先生本人显然也很看重这篇文章。1984年，当它收入张隆溪等人选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时，他对其作了一些增补和改动（选编者注云：“这是改定本。”），后来，钱先生又多次将其编入“自选集”――《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该集1994年经作者修订又出“最后的修订本”）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