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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我想打电话，跟你商量商量，又觉得当面跟你说说好……” 我问他：“什么事情呢？” 他立刻做了个痛苦的表情，说：“这一阵子，江青同志一定很难过……我想由你挑头，在文艺界征求一下意见，然后，大家联名给她写封信，慰问慰问她。我们向她表表决心。你看怎么样啊？” 我听了他的话，不由得心里打个转：对江青我躲都躲不开她，哪能主动找她，送货上门呢？要是回绝他的要求，不知他心里怎么想的，不好对他讲心里话，免得招来麻烦。我那时的脑瓜好使，立刻就巧妙地回答他：“让大家分头给她写，安慰安慰她，这样的信更多一些。这不更好吗？” 我没有等他回答，收住话，扭头就奔向会场。 浩然留下的这段文字，对于研究浩然其人其文，乃至对于客观认识和审视那段难忘的历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浩然机智地谢绝了袁水拍让他组织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江青写“慰问信”“表决心”的提议，不仅使他避免了一场政治灾祸，也保护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可以想见，假如浩然当时做了这件事，哪怕只是例行公事地敷衍应付一下，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件事一定会被揪住不放，而且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在文艺界招降纳叛，向叛徒江青写劝进书、效忠信，积极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所有参与签名的人都会受到牵连与审查。 这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当年那几个江青身边的文艺界的风云人物，在1976年10月后的结局—— 于会泳，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著名作曲家，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作曲。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8月，在接受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刘庆棠，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男一号”洪常青的扮演者。被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17年。出狱后，妻离子散，无家可归。 浩亮(钱浩梁)，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的扮演者。经过长达5年的隔离审查，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于起诉，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相比这3人，只当了几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的结局还算是较为幸运的：因与“四人帮”有牵连，被停职审查，1982年抑郁而终。 浩然躲过了一场“大祸”，“小灾”还是未能幸免。1978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被取消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1977年和1978年，被全国多家报刊集中批判。此后几十年，一直饱受争议。 但浩然是一个心无旁骛的本真的农民作家，一个有志气有正气的共产党员，一个本分的宽厚善良的人。在历经一个个无法逃避的政治风浪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而且“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生活，埋头苦写”，终于凭自己的执著、勤奋与赤诚，东山再起，取得了新的创作成就，并最终赢得了党和人民给他的盖棺定论：“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见2008年2月浩然同志治丧委员会发布的《浩然同志生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