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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以毫不掩饰的批判性学术修辞宣示了雷纳·韦勒克刻意表现的精深的论战性，在呈现美国学者第一次直面法国学派的挑战时，雷纳·韦勒克强调了在没有事实材料考据的基础上，比较文学可以展开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理论性研究，即以美学作为比较视域的平行研究。无论如何，雷纳·韦勒克开始把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以美国学派崇尚的平行研究对以往法国学派主导的影响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抵抗与转型式的调整，从而开始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审美性与普适性。当然，关于把美学及其相关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一观念，另一位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后来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给予了更为翔实的鼓吹与论述：“如果文学研究降格为一种纯粹的材料堆砌，那就丧失了它的神圣性，因此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就不再被看重了。”⑥的确，文学的文学性就存在于其审美的观念中，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拒斥文学性，即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研究单一地封闭于非审美的文献整理与纯粹的考据中。浪漫的法国人怎么了？那个时代的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栖居于那个浪漫依旧的法国，以放弃文学性与审美性为代价而成就自己学者姿态的严谨与严肃，这多少让我们有些感佩。其实，他们是希望以不可更改的语际文献考据而力图证明法国对周边国家、民族与区域的介入性影响。 文献考据的背后是一种独断论意识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学者一般都把雷纳·韦勒克认同为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国际性比较文学研究者，他于1946年任教于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且担任系主任的职务。 美国学派崛起后行走至70年代，其在学科理论的体系构架上则完全成熟了。1970年，在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雷纳·韦勒克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给予了更为成熟与丰富的表达： 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视域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观念中(这是我的观念)，比较文学就与独立于语言学、人种学和政治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完全相等。比较文学不能够限定于一种方法，在比较文学的话语中除了比较之外，还可以有描写、特征陈述、转述、叙述、解释、评价等。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比较中。⑦ 在这篇文章中，雷纳·韦勒克再度明确地声明：“比较文学不能只限定在文学史中而把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排除在外。”⑧ 可以说，雷纳·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的肇事曾是国际比较文学界轰动一时的具有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此后，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心开始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也因此美学及统摄于美学这个指称之下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之若鹜的主脉。 其实，我们对法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国学派的挑战之学术背景的陈述，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史上众所周知的重大学术事件，我们在此给予反思，是为了在学术发展史的时间维度上描绘出一个历史的坐标：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韦勒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之报告是1958年出台的，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雷纳·艾田伯则于60年代中期，以《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公开承认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的不可遏制性与合法性，一位法国学者以接纳的姿态承认且宣告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这不能不说是源起于法国学派内部的研究观念在走向分化与决裂，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雷纳·艾田伯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从材料考据向理论分析转型的识时务者。当然，雷纳·韦勒克另外一篇文章《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于1970年的刊发，更让我们感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坚挺于美学的姿态为美国学派所获取的国际主脉立场。 雷纳·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应该是一位国际文学研究者所同时持有的知识结构与研究观念。倘若文学研究仅仅是偏执于其中一个面向，那么在学术观念及研究方法论上，这一定是一位学术自闭者、学术偏执者和单向度的学术激进主义者。 我们特别注意到，雷纳·艾田伯在《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一文中所给出的表达：“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其中“historical inquiry”(历史的质询)指涉的即是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其中“critical or aesthetic reflection”(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指涉的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启用另外一个术语总纳而言，即美学。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雷纳·艾田伯的表述：“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众所周知，诗学就是文艺理论，而比较诗学即是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艺理论沉思，而雷纳·艾田伯对崛起的比较诗学的预言，其学理背后所涵盖的恰恰是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的整合。由此看来，雷纳·艾田伯对比较诗学崛起的肯定有一种成熟学者的气质、期待与判断：比较文学从不可遏制的理论化倾向中所走向的比较诗学，是基于跨界文学史研究基础之上所展开的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即国际文学研究平台上具有普适性的美学沉思。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替换一个术语来表述，跨界文学史研究、跨界文学批评与跨界文学理论，也就是语际文学史研究、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当然，雷纳·艾田伯的姿态也证明，法国学派在持有自己的方法论立场上，开始能够坦然地接纳且承认美国学派，并心悦诚服地认同了把美学及相关语际批评、语际理论带入比较文学研究之观念与视域中的合法性。我们认为，这是一位学术心理健康的国际文学研究者或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持有的学术立场。的确，从国际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持有的研究视域上来评判，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应该是互补、互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也应该是互视、互见的，文献考据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更应该是互存、互益的。总而言之，文献的考据与美学的沉思应该是一枚分币的两个面向，两者是在相互依存中而不可剥离的逻辑整体。这两个面向在逻辑上的剥离与分裂，必然错铸一种偏执且不健康的学术心理，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讨论这种非健康学术心理者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及生存境遇的学术伦理问题了。 说到底，这还是触及到学术道德与学术伦理的问题了。 无论如何，比较文学研究因美国学派的崛起及美学的介入，而导致了理论化倾向的加重，最终必然走向比较诗学。思考至这里，还有一个导致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倾向加重的关键学术背景，我们也希望在这里简约扼要地陈述一下。 实际上，在美国学派崛起之前，也可以追溯于法国学派崛起之前，比较文学研究走向理论化，其中有一种潜在推波助澜的学术动力，即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影响：这就是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 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上，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就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的学缘逻辑与本质定义给予了介绍，指出在以往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中，“general literature”这个概念经常被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所操用，而且具有相当广泛的操用频度。我们注意到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曾就总体文学的本质给出过自己的界定： 总体文学(一般文学)是与国别文学(各本国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总体”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它只要站在一个相当宽大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⑨ 需要提醒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者注意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曾以其显著的偏执、真诚的保守姿态拒斥美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地，即“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注意，梵·第根在这里所给出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评判，即美学的介入让比较文学研究失去了科学性。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他又从美学与心理学的高度为总体文学做出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理解与解释，并且在学理上把总体文学置放在与比较文学平起平坐的国际学术领地。 正如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本体论》一章中讨论总体文学时所给出的基本陈述，总体文学是指涉在历史的共时性上于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同时发生的一种共同文学思潮，总体文学强调了同一文学现象作为思潮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所发生及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是强调历史的历时性。⑩根据梵·第根上述的陈述来分析，在历史的时空观念上，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发生在一段历史短期的横断面上覆盖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的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是受限于一种理论命题下的，并且这种文学思潮是以理论的总结而给予命名的。关于这种共同文学现象及其思潮存在的境遇及以理论总结给予命名的情状，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梵·第根给出了具体的表达： 它(总体文学)可以研究的文学事实很多很多，其本质又很不同。这有时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彼特拉克主义、伏尔泰主义、卢梭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有时是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有时是一种艺术或风格的共有形式：十四行诗体、古典主义悲剧、浪漫派戏剧、田园小说、刻画、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等等。(11) 可见，总体文学强调国际上对波及多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文学现象研究的历史共时性，而不强调其历史的历时性，但其以理论性所命名的文学思潮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注意到，梵·第根在上述所列举的种种“主义”，的确是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同时发生于国际文学地理空间中的共同文学思潮，并且这种共同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性本质，且被理论所命名。这种理论性的共同文学思潮在短期内的跨界性移动非常迅捷，其之所以迅捷，就在于它们是以理论与美学的性质在语际的多元文化意识形态中传播，较之于跨界及语际的物质移动与传递，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来得更为迅速与迅猛。因为无论是在欧洲宗主国以战争与经济向外扩张的殖民时期，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后现代数码科技打造的全球化时代，思想、思潮、理论与美学等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文化当然比形而下的物质文化传播得更为便捷与通畅。 我们曾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讨论比较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本体时，给总体文学下了一个定义： 什么是总体文学？总体文学是以三种以上的国族文学为研究客体，并且这一研究客体在历史短期的共时性上表现为在多个民族与多个国家所形成的共同文学思潮与共同文学流派，这些共同的文学思潮与共同的文学流派随着在空间上的伸展、在地理上的扩张，已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层面整合、升华到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的高度被研究，这就是总体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总体文学就是比较诗学。(12) 实际上，总体文学即是指涉国际学术语境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或文艺理论，总体文学是一种在语际文学史横断面上具有传播性与覆盖性的共通美学思潮，或即文学艺术思潮。因此，我们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中还曾给出过以下的理解与解释： 在概念上我们了解了总体文学的定义，反思在西方60、70年代发生并于80、90年代波及中国的诸种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及文化研究等，从全球化的视域来说，这些理论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潮属于总体文学研究的客体，或者说是比较诗学研究的客体。只是国内学术界一直对总体文学这个概念缺少明晰的解释与定义，以至这个概念在中国汉语学术界失去了有效的学理使用价值，这是很可惜的。(13)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比较文学在走向理论化后就是总体文学的升级版，并且在这个升级版中，当然比较诗学成了其中的主脉，同时，也就理解了印地安那大学比较文学系与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合办的那本著名的刊物《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而正是这本刊物在其命名上告诉我们，西方文学研究者是把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整合起来给予认同的。而我们从以下这部1976年出版的文集命题上也可以见出这一情况：《法国总体和比较文学学会第13次大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hirteenth Congress of the SFLGC)。事实上，走向理论化后的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确有着巨大的交集，而这个交集恰恰可以被一个成熟的、自觉的学科概念——比较诗学所命名。 上述我们曾如是说：“一般地认为比较文学是对两个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而总体文学是对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其实，在学理的发展上，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把三个以上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文学现象进行汇通性研究收入了自己的领地，比较文学与理论化十足的总体文学趋同了，这种趋同在学理的本质上也加重了比较文学研究理论化的倾向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如此认同：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趋同，也是导致比较文学必然不可遏制地走向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学理因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