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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破新的成规 先锋作家的创作理念及其审美经验，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新的成规。尤其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先锋作家及其作品必将成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焦点。盛名之下的先锋作家要为当代文学提供新的审美创造，就不能满足于吃老本的自我重复和小修小补的小发现，更不应该陷入追逐商业时尚的变脸游戏，曾经的先锋们应该摆脱审美惯性的制约，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对于后起的作家而言，先锋文学已经成为笼罩他们的“影响的焦虑”。在不少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先锋文学的影子挥之不去。如果新兴的作家并不以商业身价作为追求目标，而是胸怀艺术雄心，力求创建自己的艺术个性，那就必须另辟蹊径。当代文学要打破僵局，一方面要发扬先锋文学追求创新的传统，另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复制先锋作家的成功经验，而是必须突破新的文学成规，尤其是要改变含混美学的主导地位。 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历史，但先锋意识却仍然具有生命力。所谓先锋，就是孤独的前卫；所谓先锋意识，就是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创造为核心，力图走在文学创作最前沿的审美追求，它引导着写作者不满文学的发展现状，并试图打破这种现状，塑造新的文学格局。当然，一味地破坏和求变无法给文学发展带来真正的活力，在冲击既有文学秩序的同时必须注入新的文学元素，建构新的文学版图。先锋文学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代潮流与文化风尚的顺应。对于先锋作家群而言，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美学上已经完成了作为叛逆者和挑战者的使命，90年代以后的写作逐渐走向综合与包容，在文学风格上转向沉潜和混杂。格林柏格曾在1961年写成的《前卫与庸俗》一文中说：“就前卫艺术而言，这种文化是由社会统治阶级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所提供的，而前卫艺术则假定它自己被这个社会所背弃，而它又总是通过一条金钱的脐带依附于社会。”(28)先锋文艺与商业的结盟，意味着从个性化的探索走向成功经验的复制，意味着从独创走向媚俗。就文学接受和文学消费而言，通俗路线的作品在发行量上拥有先天的优势。在健康的文学生态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文学大家和无名小辈应该在并存中相互激发，共生共荣，充满活力的文学空间拒绝一元独尊。新生的作家对于权威的挑战，并不以取而代之为目的，而是为了打破话语的垄断与潮流的趋同。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些不安分的文学主体，向主导的文学秩序和流行的文学趣味发起挑战，挣脱文学创作中僵化的教条和陈腐的形式，破除种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寻求新路，哪怕无人理解，乃至触犯众怒。 在文学向外转的潮流中，文学与内心、灵魂、人性的关系不容忽视，批判性反思依然欠缺。媒体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专注于追逐新的文学时尚，跟随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却忽略了文学内部的心灵问题。文学创作除了技巧，还需要一种介入、体验、批判的情怀。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反右”、市场化转型等重大题材吸引了一大批作家的注意力，是长篇小说争先恐后的竞技场。作品的叙事策略也惊人一致，从个体到普遍，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来折射时代变迁与文化阵痛，这就难以摆脱审美的同质化趋向。在含混美学的渗透之下，作品中随处可见雷同化的时代符码与重大事件，就像格非的《春尽江南》中的周杰伦、孙俪和强拆、动车，就像马原《牛鬼蛇神》中的“文革”串联、西藏和海南的神秘风情。说实话，文学提供的历史图景与现实风景，并没有超出严肃的历史著作和新闻报道的范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不少文学作品都是信息化写作的结晶，讲述的都是听来的、看来的故事。在逃避判断的油滑叙事的视野中，叙述就成了与情感、心灵隔着一层的技术。作家们通过叙述距离的控制，沉迷于不动声色的旁观，绝不袒露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焦虑。在叙述情感层面，也往往流于弥漫的感伤。这正如罗洛·梅所言：“感伤者以自己的感伤情绪作为一种荣耀，它始于主观，终于主观。关切却不同，它是对某种东西的关怀，我们在我们的体验中，被我们所关心的客观事物和客观事件牢牢抓住。”(29)文学创作向大题材、大篇幅、大视野的宏大叙事的回归，使得那些与卑微的个体相关的小问题被淡化，小人物的内心律动被迫与大时代的潮涌挂上了钩，他们成为时代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余华谈到《兄弟》的叙述时，认为“当一个人物出现以后，他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30)，可是，李光头与宋钢的命运，分明陷入了时代的车辙里。批判性的历史和现实反思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缺乏的向度，而文学的反思要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就必须落实到个体的内心，以生命深处的隐秘对话来摆脱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和犬儒主义的重重阴影。 爱、希望和信念依然是点燃文学的火种。在含混美学主导的文学创作中，怀疑一切的冷嘲将虚伪、罪恶和丑陋视为实有的常态，却对爱、希望和信念充满警惕，甚至将它们看作谎言、欺骗、堕落的面具。荒诞是作家在缺乏阐释能力和批判能力时屡试不爽的万能标签。给事物贴上“荒诞”的标签，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对错之分，以虚无感和无意义感化解感伤、沉痛和绝望，将浓厚的悲剧色彩转化成啼笑皆非的喜剧感。当荒诞成为存在的基本形态，面对荒诞就不再有愤怒、羞愧和批判，荒诞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隐身衣，逃避了责任，也逃避了必要的价值选择。从我明白一切，到我不相信一切，再到一切和我无关，不少作家用荒诞反抗荒诞，用冷眼看透冷酷，用油滑对待混杂，为了避免选择和判断使自己陷入没有退路的困境，通过远距离的旁观来虚与委蛇。正如加缪所言：“生活着，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首先就要正视它。”(31)而正视荒谬，是为了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存在。把世界视为彻底的荒诞的文学观念，并没有揭穿真相，这毋宁说是在混淆真相。在撕下了假冒的爱、希望和信念的伪装面纱之后，文学是否应该提供一些真正的爱、希望和信念？哪怕只有一点点，哪怕只是一些寻找的线索。 启蒙是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以公共交流和平等对话为核心的启蒙实践是文学的精神沃土。莫言说：“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32)在80年代一度高涨的启蒙精神，90年代以后走向急剧的衰退，这是含混美学流行的思想背景。启蒙的目标是张扬理性，消除人造的神话，但启蒙自身不能被放大成一种神话，更不能演变成一种理性的专制。文学中的说教确实令人生厌，在一个含混的时代，如果作家以绝对正确的姿态指点江山，那显然是荒谬的。但是，避免启蒙的误区的有效办法并非彻底抛弃启蒙，而是应该改变启蒙的方式，把文化批判和自我批判、大众启蒙和自我启蒙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平等、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中展开多元互动的批判性质询。如果作家群体性地放弃判断以显示高明，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我想这样的文学生态是令人失望的。当代中国从来不缺聪明的作家，缺乏的恰恰是像鲁迅那样破釜沉舟的作家。至少，还应该有人像鲁迅那样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承担选择的后果，那就是像鲁迅那样抉心自食，展示自己内心的“鬼气”和“毒气”，把文化批判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并把自己的灵魂作为所处时代的精神标本，敞开在历史的阳光下，笑骂由人。在混沌而多变的文化语境中，启蒙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态度依然是指引写作者穿越迷雾的精神灯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