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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父亲”形象与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相似，如果说《骆驼祥子》“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49页)那么“父亲”的形象则除了没有“市民化”以外，则跟骆驼祥子是一样的，他们在旧社会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奋斗、无数次的失败，最终心灰意懒，经历了先是精神上，后是肉体上的灭亡。 如果说《乐土》与《骆驼祥子》的“互文性”属于不期而遇，那么作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中写到作者的经历与体验，在他的另外一些小说中必然也会有所反映，将这些相似的人物与情节加以比较，不但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了解作者的艺术构思与艺术处理，以及其他因素对作品的影响。 上面我们写到了“父亲”的形象的“互文性”，接下来看“母亲”：“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是削弱一次，反倒加强一次，以致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不顾，也要面子！” (《乐土》204页) “母亲”对浩然有很深的影响，不仅幼时她讲的故事对浩然走上文学道路有着重要的因素，在浩然身上也继承了她不服输的精神，以及要做个“有正气，有志气”的人的信念。如果上面所说的还是童年最初的感悟，那么在他14岁母亲含恨而逝之后，每当遇到生命中的大事，他总是能想起母亲的教导，重新思考和面对人生。 母亲对浩然的影响既然这么大，那么在《苍生》中，当我们看到“田大妈”这一形象时，就不难辨认出在她身上有着“母亲”的一些影子：“这位极平常的庄稼户的老太太，倒是个最热心肠、最爱脸面的人。可惜，用她自己自卑自怨的话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头子是个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窝窝囊囊的极平常的庄稼汉。儿子们同样是没特长、没本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不论赶上啥年月，上边的法令咋个变法，她家的日子总是‘盖上脑袋，露出屁股；顾了屁股，又顾不上脑袋’，过得紧紧巴巴，不能给她争光露脸。越是够不着挂在高枝儿上的枣儿，越是眼睛盯着馋得慌。她也就越发想在村里处处事事追上大流儿，最好拿个尖儿，而别落在后面，别让乡亲们耻笑，别让外姓人瞧不起。回头看看熬过来的多半辈子，她却是干了许多光彩的事情，也做了不少当时被认为露脸，过后一瞧不免有些荒唐的事情。” 将上面的性格加以比较，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田大妈”与“母亲”的相似之处，但如果说浩然在“母亲”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感情因素，那么在“田大妈”身上则更多凝聚了浩然对历史、对社会的思考，“田大妈”是生活在80年代而因袭了多重历史负担的人。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对传统文化和农村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也有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各种政治运动负面影响的批判，她不仅具有阶级性，也具有民族性，浩然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描绘出了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人物。 在“自传体三部曲”与浩然的其他小说中，有互文关系的还有很多，比如他在大刀剪营村工作时，发生了房东的童养媳偷着去上夜校的故事：“等到夜深人静，我们在教室里正上着课，他们果然瞧见搞鬼的‘坏人’又一次出现，从窗户的破洞往里边窥视，就扑了过去，喊叫着把捉住的人扭进教室。我跟教室里讲课和听课的人都被惊动，一齐迎到门口，借着灯光一看那个俘虏的样子，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被逮着的人是我们房东的那个童养媳妇，她穿着褴褛的衣服，小脸儿吓得焦黄，浑身发抖，一只手抓着几张我们平时废弃的办公纸，一只手捏着一根铅笔头。”(《圆梦》34页)这个故事，后来被写到了《金光大道》的“捉拿”和“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两节里，在《金光大道》中，这个童养媳是富农分子冯少怀家里的(上面的童养媳是一个地主寡妇家里的)，后来在高大泉和他的妻子吕瑞芬的帮助下，她取得了受教育的权力，并与外出回来的冯少怀的儿子喜生，一起在家庭内部跟冯少怀做斗争，成了革命群众中的一员。(见《金光大道》第四部460-47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