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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源于对“文学性”认识的偏狭，另一方面则是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体现。事实上，文本的文学性首先体现为完整、自足的书写体系的构建，因此，审核文本是否具有这种完足性，应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基础问题。而对于“衍生型文本”而言，编钞者通过袭用、檃栝、改笔、补笔、缀合、留白、调序、译写、注释等多种方式，援据一种或多种既有文本生成新的文本，如此多样化的编钞方式正是文本 “文学性”得以形成的基础，自应成为文学研究努力发掘的方向。此外，在写钞本时代，无论是作者、编钞者还是写手，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尝试“控制文本”，但事实上，由于个人的疏漏或文本形态自身的限制，他们的“控制”往往难以周全，这就形成若干“失控的文本”，其中有些技术性失误可以用校勘学方法予以订正，有些则是作者、编钞者在构建文本完足性时发生的疏漏。文本虽然“失控”，但通过对其“失控”原因的分析，却能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编钞者“控制文本”的独特用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一直存在两种方法论上的焦虑，一种可称为“鉴赏化焦虑”，即认为文学研究应区别于主观鉴赏，力求建立具有理论性、实证性的研究范式。另一种是“史学化焦虑”，这是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为应对“鉴赏化焦虑”而落入的另一种尴尬，对作家、作品及其创作机制、社会背景展开的实证研究，常常呈现为史学考证，如何在研究中落实 “文学本位”，乃至是否应强调“文学本位”至今仍为学界关注的论题。而前述“文本研究”的新视域对这两种焦虑都有所回应：衍生型文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理论性和学科主体性，它在方法上基于文本细读和具有互见关系、类型化特征的文本之间的比读，同时引入对于文本形态、功能与传播方式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探讨文本生成者“控制文本”的程度与方式，而这两者当然都指向了“文学性”。 有趣的是，恰恰是对于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复杂性的认识，使得衍生型文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面临难以规避的风险——除少数个案外，关于“衍生型文本”中异文现象以及文本中各类“失控”现象的研究大多无法确证这些异文、“失控”发生于文本生成与传播的哪一个环节，无法确证究竟是作者、编钞者，还是写手导致了这些异文与文本失序现象的发生，这使得基于此展开的“文学性”讨论时常显得缺少“直接”的文献依据。不过，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的文本生成角色对于文本施加的影响常常是不同的：“写手”的影响大多表现为错简、脱文、衍文、倒字、讹字，而这些都属于传统校勘学范畴内的“错误”，会导致文本词、句层面的阅读障碍。至于作者和编钞者则不同，他们对于文本施加的“控制”更具艺术性，因此其“失控”现象也更为隐秘，文本多数在词、句层面完全合理，但在章、篇、回等层面则表现出重复、矛盾、割裂、突兀、逻辑缺环等现象，有的通过对于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有的则必须借助于互见文本的比对才能发现。这些异文与“失控”不是校勘学范畴内的“错误”，而是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变与遗憾，属于新视域中“文本研究”的范畴。当然，上述划分显然无法统括复杂的文本案例，我们在研究实践中仍应时刻保持前述的风险意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