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父亲靳以的朋友唐弢伯伯，在半个世纪前父亲辞世的当日深夜，写就悼念文章《写于悲痛中》，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当我离开上海的前夕，我们又扯到了这个长篇。第二天下午，准备启程了，我坐车经过他居住的里弄，他站在弄口向我挥手，我大声叫：‘等着读你的长篇！’”

“长篇”，是指父亲正在构思的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写出来。而“居住的里弄”，指的正是淮海中路上的“新康花园”。唐伯伯那时与我家毗邻而居，他住在隔壁的里弄“上方花园”，故他上火车站必经我家，所以有“经过”和“挥手”之说。

我们是1958年的最后一天搬到“新康花园”的。原来的住所“茂名公寓”被锦江饭店延伸所用，故大楼内的住户全部搬出。父亲不愿意再跟着大部队迁往豪华公寓，他找到“新康花园”，并为了我病后行动不便的双腿，无视楼下采光差的缺点而选定了单号，因为该弄所有的单号都是位于楼下的住宅。

这是一条前通淮海路，后通复兴路的弄堂，除了靠近复兴路的四幢五层公寓楼外，整条里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一式两层楼房，西班牙式建筑。一楼是单号，二楼是双号，单立门户，只有后楼梯相通。

刚搬来的一两天，见父亲在家门口与一位阿姨说话，原来是住在同一里弄的越剧名家袁雪芬，她住的是双号。她的楼下，住着当时的浙江美院院长、画家颜文梁先生。邻居中，还有一位有名的心脏病专家董承琅，经常有中央领导派飞机接他去看病。他有一位年轻的太太，两人十分恩爱，出来进去总是手臂紧紧互挽，很是引人注目。因为后来他的儿子与我妹妹在小学同班就读，所以见到常常打招呼。而画家颜老先生，虽然不认识，但弄内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忘记他慈祥的模样，都与他握过手，包括我的儿子。老先生走路已经直不起腰，但经常在他的一位学生陪伴下，在弄内散步。当见到有孩子迎面，老先生一定停步驻足，伸出他慈和的手掌，与孩子相握，并致意问好。我不知道那些陌生的孩子被老人的手握住是何等心情，但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情景，不由怦然心动，被老人自然流泻的慈爱感动。这是颜老先生在世时，新康花园一个独特的美丽镜头。我想，它能与我不期而遇，是我生命中的幸运。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如此美好的镜头都难以捕捉。

自195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我们搬入新康花园，竟然一住至今，绵延半个多世纪，这是始料未及的。常在弄内遇见老住户，他（她）们会问起我的孩子，感叹我从一个女孩成了花甲老人……

父亲在这个新居只住了短短十一个月，即是生命的最后十一个月。那时，他每天上午去国棉一厂，下午回到巨鹿路的《收获》编辑部，晚上才能坐到书桌前写作。然而就是这样的生活规律也常被打破。4月中旬，他到郊区松江的人民公社参观访问了三天；6月初，又去人民公社集体劳动，那是一个清早，导致多年的隐患心脏病初发。到了9月初，他又与巴金等人同去郊区人民公社劳动二至三天。10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又发，住院又即出院。又隔十天，他又发病，住院恢复，本拟11月7日出院，却于当日凌晨再发病，以短短十四分钟作别人世。此刻，我把父亲最后几个月的活动、发病……这还不包括编辑《收获》的辛劳、写作的熬夜、外事活动的忙碌，一一列举在此，我惊讶地发现，如此频繁的发病，居然没有引起家人、父亲自己，乃至周围朋友的注意。

当年我十五岁，对于生死的严峻浑然不知。我只知道那个晚上，我见到父亲大口吐血，那殷红的血令我心跳发慌。然父亲却镇定地对我说：“快给你干妈（即萧珊）打电话！”干妈很快来到，并很快把父亲送进医院。

父亲每次发病，进医院接上氧气，不多时就会谈笑自若，没有丝毫病容。所以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病情的严重。但是，频繁的发病、送医院、急救……在父亲内心，一定不会没有预兆。但以父亲一向为他人（包括自己家人）着想的性格，他总是以笑谈示人，而他那因高血压始终红扑扑的脸，更迷惑了大家。就连我的母亲也如此大意，她总是在单位加班，甚至没上医院去看望父亲。

然院子里那株与房屋同龄的雪松，却通灵性地向我们不断敲起警钟。它不断枯萎，枯萎，及至濒临死亡。这一切不知是缘于父亲一生对植物的钟情，还是别有原因。总之，这株耸天繁茂的雪松，一时间变得了无生气。

后来，我读到父亲的散文《病》，那是他年轻时写的：“我的红色的脸一向为人说为健康，而他们再也想不到这健康人有了那么衰弱的心。这将像我的好友，能随我一生的了。但是这点忠诚也是颇可喜的，只有在过分的忧郁与愤怒之下，它要吩咐我暂时地离开这世界。但是它总是送我回来的，让我看看我是躺在一个人的怀里，或是从地板上自己爬起来摸摸脸上跌破的伤。”

那最后一句，读得我心伤。一是，1959年11月7日凌晨，“它”终究没能把父亲送回来；二是，父亲如此孤单，母亲总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不懂得照顾。因此，这么多年来，没有温暖的怀抱让父亲倚靠，而他只能“从地板上自己爬起来摸摸脸上跌破的伤”。……那一年的冬，寒冷来得特别早，胸间的冰块久久不能融化。

此后，在新康花园，我们开始了没有父亲的日子。

该不会忘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怎样咬紧牙关，撑着双拐，摔了多少跟斗，留下多少伤口，在这条弄堂里学习走路，学习人生。她最后终于赢得胜利，冲出命运的桎梏，获得与健康人平等的尊严。

更不会忘记那个疯狂的年代。全里弄的人，刚刚下班或放学回家，就被一队戴着红袖章的中学生冲进屋，用竹竿赶出家门。动作稍微慢些，房屋的玻璃窗就被捅破。所有的人被勒令在弄堂中央列队低头，只为找出一个十岁女孩，她曾向一个过路的“革命派”吐了一口唾沫。那是一个阴惨的夜晚，妹妹（她正是十岁）站在孩子的队列中，害怕得瑟瑟发抖，头几乎弯到腰下。而她身后屋里一位正在发烧的老人，因为无法出来站队，被叫嚣着说：“若不出来，就拿一床草席卷卷，烧掉算数。”

还有萧珊干妈，她因为干爹的缘故已经受尽凌辱。干妈与母亲是中学同窗，她俩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由于父辈又是多年好友，故我们两家一直过从甚密。在我记忆中，自从我们搬来市区，干妈几乎天天会出现在我家。电铃一响，欢快的话音伴随银铃般的笑声如风卷入。多少年了，我们早已习惯我的干妈就像我们家中的一员。我们习惯她欢笑着奔进门廊，习惯看她坐在父亲对面侃侃而谈，习惯看她与母亲挤在一张沙发上，家长里短，滔滔不绝，互诉心曲；更习惯看她们两个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好像又回到当年的少女时代。那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友谊，在她们两人的生命历程中，又有多少值得书写的精彩故事！可这时候的干妈，悲苦笼罩全身。她那眼瞎的老父亲，就住在我家附近。干妈尽孝，常去看他。以往干妈穿越我家居住的新康花园弄堂，走近路去她的老父亲家，必经我家门口，这时，我家老保姆从厨房窗户望见她，总要亲热地招呼她进屋，父母亲不在家时，也要让干妈坐一坐，倒一杯茶，或请她尝一口自己正在烧的菜。然那个疯狂的年代，老保姆仍在窗前亲热地招呼她进屋，她却总是摆摆手不再进门。她怕把悲苦牵连到我们。其实，不用牵连，悲苦早已连在一起。任职设计院的母亲，早已被赶下中层干部岗位，关进牛棚。她的脖子上，不时要挂上牌子，参加大会批斗，或是陪斗，除了陪斗本单位的领导，还要陪斗父亲的朋友，文艺界的“黑帮”。那时，我家楼上是空房，原先的住户在四清以后就搬走了，忽然某一天，这房子成了某组织的“司令部”，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批斗打骂声声不绝。胆小的妹妹躲在房间一隅，不敢睡觉，多亏我家忠心的老保姆保护陪伴。她与妹妹相依为命，共度这难捱的一天又一天。

那个年头，新康花园的每一家，都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都唯恐哪一时哪一刻会有人破门闯入。“门”，早已失去其本身的意义，是任何人可以踢开闯入的。那位慈眉善目的大画家颜文梁老先生，他辛苦收藏了那么多艺术珍品，他的收藏在柜子里一格格放到橱顶，每次他要拿出来给朋友或学生观赏，甚至不放心他人代劳，一定颤颤巍巍亲自搬梯子爬上爬下。然而，他的那么多西洋古董钟被摔到门外，遭人践踏；他的那些名贵画作，也被撕成碎片，在风中哭泣。

还有更多不堪的回忆。新康花园的每一块砖，每一株树，都是痛苦的目睹者。

如今，阳光重又灿烂地照耀这条花园里弄，每一家院中的雪松都已高耸入云，它们在宽阔的弄堂伸出自己的枝干，好像在向对方互诉衷曲。而每当松针如雨飞洒，在空中翩翩起舞，飘落在人们的发际衣褶，又好像在向每位过路者招呼问好。虽然许多老人已经走向天国，但是仍有许多老人的美德在此延续。前几年，因为弄内来往车辆频多，临复兴路的铁门常常关闭。我有时外出，与袁雪芬阿姨不期而遇，虽然她已八十有余，仍然独自外出购物。她的身板挺挺的，双手各拎多个塑料口袋，见到我总是微笑着，问候我的母亲及家人。而且，令我感动的是，年迈的她，总是不顾手中多件物品，回转身去为我开启关闭的铁门，让我的残疾车可以通行。开门后她总要对我说一声“请”，这个温暖的“请”字，至今当我穿越这扇铁门时，仍然留在耳畔。曾与唐弢伯伯一同居住隔壁“上方花园”的师陀叔叔，也因那时住得近，常来我家串门。每每来时，手中还捧着他新出版的书。师陀叔叔是父母的老相识了，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们早已从父母那里饶有兴味地听过，所以，每每他来造访，我们都很欢迎，也很随意。师陀叔叔总是高高兴兴跨进屋内，如同老朋友坐下来谈天说地。他没有一点架子，也不在意晚辈的我们与他随便谈笑。

只是，经过浩劫，父亲的书房已被他人占有，但我与母亲，仍旧守在此地，这个父亲最后生活的寓所中。房屋已经老旧，地板已经开裂，但我不愿离去。有时听见大门开启，仿佛听见父亲亲热的唤声“南南儿啊”，那是父亲每次进门对我的第一声招呼。有时听见院内那株起死回生的雪松，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絮絮私语。灵性的松枝，轻拂父亲原先书房的窗户；柔软的松针，轻轻滴地，一下又一下。静谧的夜间，我常伫立窗前，聆听，思念……真是“一任阶前（松针）点滴到天明”。但无论是我，还是树，都无法把父亲唤回。因为，生与死的界限，又岂能逾越！

唐伯伯的怀念文章写得如此形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字还在眼前跳跃，穿过窗户，仿佛望见父亲高大魁梧的背影就伫立弄口。他在不停挥手……是在向友人告别，还是在向我们，向他的家人，向人世告别？！

但在此地新康花园，永久留下了父亲工作与生活的最后足迹。

2011年1月15日定稿补记：

此文写毕，按惯例总要放上些时日，再投寄出去。没想到与我一同在此守候的母亲，在经历近一年的老年痴呆磨难，于2月13日安静祥和地离我而去。

当天夜里，我们坐在母亲身旁守灵，陪伴母亲最后一程。我们在母亲的脚后点燃两支粗大的红烛，安静地望着烛焰或高或低跳跃。蓦地，父亲的话音轻拂耳边：“它（红烛）使我们忘记了寒冷，也忘记了风雨，还忘记了黑夜；它只把我们领到和平的境界中想着孩子的时代，那天真无邪的日子，用朴质的心来爱别人，也用那纯真的心来憎恨……”（靳以《红烛》）在这最为伤痛的时刻，父亲温暖的话语抚慰着我们的心。虽然满噙泪水，但静心回想，母亲的一生还是幸福的。她幸福地度过九五华诞，又安宁地毫无痛苦地步入又一个崭新的“和平的境界”，去到分别五十二年的父亲身旁……

没有想到六天之后（2月19日），与我们邻居相处五十三年的袁雪芬阿姨也去到天国。那几天走过她家，大门洞开，只见花篮不见人。虽说寿终正寝，但悲痛接连，令我身心俱裂。

打开电脑重读此文，无力再增删字句，仅以此奉献给我天上的父母，还有慈爱的袁雪芬阿姨。

3月7日

（责任编辑：张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