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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递交了一份《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的提案，此事引发了一场热烈讨论，全国不少媒体转载了有关消息报道。《浙江日报》还专门采访了一些大学教授，该报3月4日第6版上方以大字标题刊登了一篇综合报道。针对这
篇报道中一些学者、市民的看法和建议，本文作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在阐述我的观点之前，我首先说明：一，我是杭州人，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但始终热爱故乡，连名片的姓名下都有（浙江杭州）四个字。二，我非常喜欢杭州方言，几十年来我与如今已经94岁高龄的老母和杭州的亲人、朋友始终都说杭州话，因为用普通话或别的方言就不能尽意尽情。尽管如此，我仍然反对“保护杭州方言”，因为杭州方言根本用不着“保护”，而且“保护”还会带来许多消极作用。 方言是一个动态概念，它始终在不停地发展。“保护杭州方言”，试问究竟是保护什么时期的杭州方言？因为现在的杭州方言和南宋、元、明、清时已有许多区别，不必看宋元戏曲和话本小说，只要翻翻很容易找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清人古吴墨浪子辑的《西湖佳话》便知。年近九旬在美国定居的家舅告诉我（我们当然说的是杭州话），20世纪20、30年代杭州城区的上城人和下城人说的话都有点不同。而当时的杭州城南北长4公里，东西仅2公里略多。随着交通的便捷，交流的增加，城市的扩大，语言的趋同性必定不断增加。同一个小方言中的细微区别自然而然地在缩小，甚至消失。现在莫说杭州上城人和下城人（如今的杭州上城区与下城区已比20世纪40、50年代扩大了许多倍）说话已没有丝毫区别，连离西湖均不足10公里从前被杭州人认为很远称作“四乡”的留下、三墩、笕桥等地，现在都成了市区，除了极少数久居当地的老人，说话已经和市区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杭州话不仅没有消失的危险，倒是一直在扩大，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还在继续。与杭州隔（钱塘）江相望的萧山，虽然距离仅几公里，方言与杭州却大不相同，而是比较接近50多公里外的绍兴话。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萧山归杭州市管，由县而县级市，前几年又成为区，尤其是这些年来钱塘江上几座大桥相继建成，萧山人说话的杭州味越来越浓，有不少已经和原杭州城区人说话完全一样。其实这种强势方言不断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现象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到处可见。笔者20世纪60年代初期来北京时，昌平、通县、顺义人说话和北京城区人尤其是老北京人说的味儿不大一样。现在起码这几个从前的县城而现在都成了卫星城的城区，大多数人说话已经和城里没有两样了。而现在的北京话和老舍写《骆驼祥子》时的北京话也已有所不同。比如现在北京人一般只说“已经”而不说“已然”，说“找到了工作”而不说“找到了事由”。 当然随着方言的发展变化，确实会“失去”一些历史文化信息。比如现在的杭州中青年不但不会说“我到旗下去”，“他住在旗下”，连“旗下”是什么都弄不清了。“旗下”是指清代初期清兵占领杭州后驻防八旗兵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拆除城墙，成为闹市，大体上在今延安路（1949年前叫延龄路）及其西边到湖滨路一带，南北长，东西窄，面积约1400余亩。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保存这极少数历史文化信息而采取法律形式“保护方言”，因为许多事情可以交给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方志学家、地方史学家去干，他们会做得更好。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他们一直在做。浙江人民出版社仅《武林坊巷志》（武林是杭州旧称之一）就出了厚厚8册，不下400万字，何况还出了不少关于旧时杭州的书籍。 保护语言决不等于保护方言，汉语要保护，但是方言不必保护。因为现在所有能够存活下来的小方言都经过了至少几百年上千年的积淀与磨练，都依托着一个起码总人口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县或城市。人们长期在这里生活，本地人之间用方言交流既自然又亲切，因此方言必定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同在苏南，同属吴语区的无锡，东距苏州、西距常州约莫都是40公里，但无锡话和苏州话、常州话的差别十分明显。随着这三大城市的扩展，夹在其间的一些乡镇甚至某个县城会变成某个城市的一部分，原来接近某市方言的差别会逐渐消失，但是很难想像苏州话会吃掉无锡话，或者无锡话会吃掉常州话。同样情形，绍兴在杭州市中心之西60公里，宁波在绍兴之西约80公里，三种方言绝不一样，也绝不会出现其中某种方言取代其他方言的情况。 正如有些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是历史文化名城和省会，要“保护杭州方言”，那么绍兴、宁波、温州的方言“保护”不保护？南方有的县或县级市，历史上名人辈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其方言是否也要“保护”？还有的县市由于历史上人口迁徒等原因，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很丰富，保护不保护？如果各地都如此大张旗鼓以法律形式对本地方言“保护”起来，这对文化发展、经济建设、民族凝聚力是幸还是不幸？其实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学家们一直在做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几十卷各地方言大书早就问世，而且还在继续出版。 至于说“提出要在非正规场合‘提倡用方言交流’”，问题首先在于什么才算是“非正规场合”？难道“非正规场合”在场者就一定操同一种方言吗？有一次笔者家中亲人团聚，老母说杭州话，姐姐的婆婆说宁波话，一位长辈说无锡话，我的妻子和儿子说普通话，而我和姐姐、姐夫、哥哥、弟弟之间习惯讲上海话。在座者中只有我通所有方言，于是便临时当起了通事。毫不碍事，其乐融融。其实无论什么场合，人们总会找到彼此能够沟通的语言方式，这就是语言交流中的趋同性。所以无需提倡什么场合说什么方言。 这位提议“保护杭州方言”的先生担心：“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这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其实一个城市吸引力的构成元素极多，方言只是其中并不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大家都说普通话，除了极少数人外，也都带有各自方言的色彩。何况推广普通话并不排斥方言，更不消灭方言。不用说全国，即使全都属于吴语方言区的浙江省，在推广普通话半个世纪的今天，据我这个杭州人多年来在浙江各地走马听“音”的结果，普通话在普及上大有进步，而县级以上方言的地盘并没有缩小，大体上本地人之间仍讲方言，可谓各得其所。 真正要提倡的倒是政府已经提倡了半个多世纪的普通话，若从推广“国语”算起，则已近百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大力普及教育和广播、电视的影响，普通话的普及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据我观察，一向在“国语”和普通话普及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上海和杭州，20世纪末期以来似乎有点以讲方言为荣的现象。笔者解放前曾参加过杭州市教育局组织的小学生“国语”比赛，解放后国家语委组织的普通话全国大赛杭州选手也多次名列前茅，外地人到上海的商店购物，售货员都会以普通话应答。但是这十几年来不时在报端看见外地人对上海售货员、售票员只说上海话的抱怨。我特别欣赏浙江省义乌市的做法。这个被誉为“小商品天堂”、“华夏第一集市”的县级市，本地人口不足50万，而外来打工与经商者超过60万，常住外国人就有3000多。义乌市领导和义乌人不但大力推广普通话，还猛学外语，不少商贩除了懂些英语，居然还会一点韩语或阿拉伯语！而在家里或义乌人之间照样讲义乌话。 有的学者主张“保护杭州话应当在一定人群范围内或通过一定载体来进行……保护和传承杭剧、杭州大书、小热昏等地方戏曲，就是保护杭州方言的一种有效形式。”杭剧、小热昏、杭州大书等是否“保护和传承”，一要看它是否确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二要看它能否适应文化市场的发展。并非任何传统文化形式都要“保护与传承”，“大书”即评话，俗称说书，杭州大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瓦子勾栏中的“说话”。不过在笔者的记忆里，至少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杭州大书就已经不成气候了，新中国成立后别说赶不上北方的多种评书，也远不及苏州评弹。杭剧则早就远非越剧对手，在浙江省的众多剧种之中其地位远在婺剧、甬剧、绍剧等剧种之下。数以百万计的杭州人有几位看过杭剧，为什么不看，实在值得有关人士调查研究一番。至于“小热昏”，光听其名就可对其“古董”价值作出大致判断。笔者儿时就住在“旗下”，浣纱河（今浣纱路）旁的龙翔桥边就有一位杭州最有名的“小热昏”（据说全城仅几人）常于夏日晚上演出，我不时去听。这位“小热昏”站在一条长凳上，身旁有一个尺余见方打开的木箱，里面装满梨膏糖。他连说带唱带表演，讲个把故事，几个笑话，就卖梨膏糖，所以俗称“去看‘卖梨膏糖’”。生意好的时候有三五十个听众，不过多半是像我这样偶尔花相当于今一毛钱买一块梨膏糖光帮人场者。杭剧、杭州大书和小热昏究竟能否“传承”下去，关键并不在于别人“保护”，而在于这些剧种的演艺人员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创作出健康而人们又喜闻乐见的节目。解放初期东北“二人转”成为吉剧，结果始终没成什么大气候，倒是一部《刘老根》及其续集顿时红遍全国，令世人对“二人转”刮目相看，“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再次成为现实。其实这10年来赵本山等人表演的大量广受全国人民欢迎的小品，其基本队伍就是“二人转”演员。上个世纪50年代一出《十五贯》创造了“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奇迹，但是昆曲后来没有继续致力于不断改革，几乎再次走上灭绝之路。现在虽然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活化石”的尴尬局面，不时有人呼吁政府“重视”。对比“二人转”，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不已。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