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桂林阴雨连绵,雨中的山水平添几分风韵。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刚刚在台北亲历自己改编制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成功上演,又携两本新书———《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姹紫嫣 红牡丹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来到故乡桂林。记者面前的白先勇虽年近古稀依旧举止优雅,神采奕奕,非常健谈,特别是谈到文学,谈起《牡丹亭》,他变得更加兴致盎然,聊到忘情处甚至用手比划……在白先勇娓娓道来的文学世界、昆曲情结中,似乎窗外的雨天也变得明媚起来。 记者:您有多久没有回桂林了?故乡的变化大吗? 白先勇:我最近一次回桂林是2001年的1月,距现在并不太远。感觉上,桂林变得更加现代更加繁华也更加拥挤,甚至把好多自然的景观都挤掉了。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老桂林,毕竟感情上更倾向于老桂林。童年时爱吃的花桥荣记的米粉已经没有了,不过桂林还是有好吃的米粉的。昨天在故居吃米粉,看小时候看过的桂剧,把多年前的记忆完全唤醒了。 记者:您的作品,如《玉卿嫂》、《花桥荣记》等故事背景都来自您在桂林的童年记忆,这些记忆对您的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先勇:童年时的经历当然给我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特别是我早期的作品。像玉卿嫂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是可能出现的,现在一定不会再有这样的女性了。这篇小说是我早期非常重要的作品,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还有舞剧,最近上海沪剧院与我联系,要把它改编成绍兴戏。 记者:您最近除了忙于《牡丹亭》的公演之外,写作处于什么状态呢? 白先勇:我目前在写“纽约客”系列,还差两篇写完。这个系列同我当年的“台北人”系列分别代表我不同人生阶段对人生的看法和理解,毕竟今天的我对人生的感悟同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现在写东西,反映的是我这个年纪的心态。 此外,我最近在写我父亲(白崇禧)的传记,他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军事战略的理解有独到之处。 记者:您的父亲对您走上文学之路有何影响? 白先勇:父亲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并没有什么影响,我感激的是,我的父亲很尊重我对文学的追求。当时在台湾,男孩子都要去学理工,我当时被保送成大去学水利,当年志向大得很,要去三峡建坝。后来我决定以文学为职业,父亲很尊重我的选择,包括我在大学里办《现代文学》杂志他也相当支持。他是一位儒将,文学造诣很深,自己学了很多古文、古诗词,还写得一手好字。 记者:以前内地出版的您的作品集,大多是按作品写作的年代来编选,为什么这次推出的《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的作品编排却是按地域划分的? 白先勇: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考虑,是他们的建议,当然他们与我也沟通过,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编法,书中分为“桂林”、“台北”、“异乡”、“念想”几个部分,很好啊! 记者:《青春念想》中的作品都在内地出版过吗? 白先勇:书中“异乡”部分的两篇小说《DannyBoy》和《TeaForTwo》是从未在内地发表过的,这是我正在写的“纽约客”系列中的两篇。 记者:您早期以桂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金大奶奶》等是在台北写的,而描写内地人在台北的“台北人”系列是在美国完成的,后来您旅居海外多年,又开始接触昆曲这种古老的艺术样式,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文学创作轨迹? 白先勇: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心路历程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古今中西。如何把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很和谐地结合起来?一百多年来,这几乎是困扰所有中国文化人的有宿命意义的问题,是无可逃遁的大问题。我是外文系毕业的,自然对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爱好,同时非常敬佩西方文明的成就。中国同样有了不起的文化,我们其实完全有能力令中国的古老文化,比如昆曲,有新的生命,新的诠释。我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很大的争论和置疑,有很多措施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21世纪我们应该静静地反思这几十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记者:许多评论认为白先勇的小说写作题材很广,地域跨度也非常大,似乎是一位难以归类的作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白先勇:我觉得文学只有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之分,本来也不必有什么流派之说,文学不过是写人性人情,是海阔天空的,写得好就是好文学,文学直接体现着作者对人性的感悟和了解。 记者:在您的小说当中,像金大奶奶、玉卿嫂、尹雪艳等女性角色给人的印象总是非常深刻,应该说您刻画这些女性角色是成功的。您塑造这些人物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白先勇:我想这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使然,中国文人对女性向来“体贴入微”,看看我们的宋词,有许多女性视角,写的细腻得不得了,像《红楼梦》、《金瓶梅》中的女性,写得多好!另外,女性的心理比较复杂,因此刻画女性的感情世界其实是古今中外小说家很重要的课题。 记者:您在作品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爱情,那么您觉得这些爱情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有区别吗? 白先勇:我作品中的爱情和现实中的爱情其实是没有差距的,只是每个人心中对爱情的理解是不同的,但人们都希望有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这一点是一致的。像《泰坦尼克号》一公映,全世界都为之疯狂,这是因为大家对爱情都是有渴望的。 记者:您从小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后来又接触了西方文明,这两者哪个对您的文学创作影响更大? 白先勇:中国古代戏剧和小说对我的影响最大,虽然我后来学习了许多西方的文化。作为一个20世纪的作家,中西文明好的方面我都有所吸取。我很在意我的文字风格的纯净度,避免受到西方文风的影响,我始终刻意地雕琢自己的文字,使之具有中国风格,避免文字上的西化。 记者:中国古代剧作那么多,您为何偏爱《牡丹亭》? 白先勇:我之所以选择改编《牡丹亭》,是因为它美,意境美,辞藻美,是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颠峰。这部作品是在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是作者内心对社会压抑的一种反弹,极端地具有颠覆性。另外,作品中有对美好爱情易逝的惋惜。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最终还是不能长久,所谓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字里行间有说不出的惆怅。 记者:能谈谈这本《姹紫嫣红牡丹亭》吗?为什么想要出这本书? 白先勇:这本《姹紫嫣红牡丹亭》,是我改编《牡丹亭》的文字记录,书中不仅有“青春版”《牡丹亭》的剧本,还收入我写的《牡丹亭上三生路———制作“青春版”的来龙去脉》以及一些文化学者、昆曲专家撰写的与《牡丹亭》有关的文字。台湾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典藏本,还出了普及版,卖得很好,曾登上台湾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二名。内地的版本在台湾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青春版”《牡丹亭》的彩色剧照。 这本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汤显祖原剧的主题,同时词句要保留原剧中非常抒情的韵味,特别是原剧中那些千锤百炼的折子戏,像《惊梦》、《离魂》等,我们保留了下来,但不等于一成不变,我们权衡剧情的需要进行取舍。 之所以要出这本书,是因为昆曲《牡丹亭》。我小时候在上海看过梅兰芳和俞振飞的昆曲演出,是《牡丹亭》中《游园惊梦》一折,自此昆曲情结始终在我心中。这次我们改编重排了《牡丹亭》,这次演出不仅仅是一次戏曲演出,我希望它在昆曲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目前看来,我们做到了。我想告诉读者,青春的美好很容易凋谢,“青春版”《牡丹亭》里有我的青春梦,其实也是大家的青春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