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年末，笔触锋利如刀，调侃痛快淋漓，人称“女王朔”、“女大侃的徐坤成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文学创作终于成了她的职业。2004年4月，继两年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之后
，徐坤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爱你两周半》，新作在延续徐坤幽默、辛辣文字风格的同时，平添了几分淡定与超脱，字里行间透着成熟的气息。日前，记者与徐坤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记者：从十几年前初登文坛至今，您一直以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主。两年前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是您第一部长篇，不久前刚刚出版的《爱你两周半》也是长篇，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转向长篇小说的写作？ 徐坤：我写小说已经十几年了，各方面的积累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此写长篇小说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长篇是最能够体现一个作家的才智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的，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可能是每一个作家的理想。中短篇小说在规模上毕竟有限。长篇则既考验作家的技术，也考验作家思想层面的东西以及对生活的感悟能力，写起来比较过瘾。从灵感的产生，到选题的设定，到资料的积累，这些环节进行下来令我感到写长篇的创作周期特别长。 记者：长篇小说会是您今后主要的创作取向吗？ 徐坤：有这种可能。中短篇小说我当然依旧会写。目前我是职业作家，创作量要比原来业余写作状态下大得多。原来我的主业毕竟还是学术研究，写作完全是自发的。而现在写小说完全成为我的本职工作，这样无论在量的积累上还是质的要求上，同以往都会有所不同，现在我对自己的要求较以往要更高。 记者：《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这部《爱你两周半》是否也有您个人生活体验的折射？为什么会选择如此特殊的题材（非典隔离）来写？ 徐坤：《爱你两周半》同我的个人体验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去年这场危机（非典）过去以后，我发现国内好多作家都在写非典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立意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是北京之外的作家所写，并不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应该有当时身处北京的作家来用作品如实地描绘当时的状态。如此繁华、喧闹的都市，突然一下子平静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微妙，随便接触的一个人都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生命……等到危机解除以后，我就在想：如何来记录这段历史？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机缘———非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跟随北京作家协会去云南采风，于是云南就构成了《爱你两周半》的地域背景。后来我又休假回沈阳老家，很具体地体验到了从危机中心到外围城市的那种心理状态。当这段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成为过去，我发现人们在心底会有意地遗忘它。列宁曾经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现代人都比较务实，对于灾难的记忆，会有故意遗忘的心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对于灾难，大家都不愿再过多地回顾，希望从记忆上尽快摆脱它。 记者：从进入文坛至今，您的作品在保持着幽默、调侃风格的同时，文字越来越老到，写作对您来说是不是变得容易了？或者说写作给您带来的激情是不是越来越淡漠了？ 徐坤：写作的激情当然不会变得淡漠。所谓的成熟和老到，我想同我的年龄和阅历有关系。我今天写的东西，如果倒退10年，一些词句、场景，我会处理得更含蓄，会处理得羞答答的。而今天，我更倾向于写得“狠一些，如果不这样，感觉作品就不到位，就无法直达人性的深处。那种软绵绵的文字，我能写别人也能写，如果文字仅仅停留在表面，毫无力度，不足以表达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力。这种所谓的“狠，虽然充满讽刺意味，却是实际生活一种体现。 记者：一直以来，您的作品始终都有着很强的可读性，读起来非常流畅，这是您追求的文字风格吗？ 徐坤：一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我的风格并不是这样的。当年我写的那些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先锋》、《白话》、《鸟粪》、《热狗》等等，受众面非常小，读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在校的大学生。后来像《狗日的足球》这样的作品，喜欢的人非常多，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就能够读懂。这期间我也在不断思考，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我的作品到底是写给小众看的，还是给大众看的？在中国，这是个比较矛盾的问题。现在我的风格可能是在写作过程当中的一种摸索，是逐渐积累而成的。 以前我的写作完全是自发的，现在我在动笔之前会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读者的反馈越来越多，而这些反馈对我的创作是有影响的。《爱你两周半》在动笔之前我就在考虑，这部作品到底是给哪些读者看的。一个作家的作品毕竟不可能什么人都喜欢看，不可能满足所有文化层次读者的需求。 记者：在写作的同时，您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还要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这种学者身份对您的小说创作有哪些影响？ 徐坤：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我从学校出来，从二十几岁到将近四十岁，这么长的时间都是在社科院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度过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树立，人格风范的形成，思维方式的确立都在这期间。中国社科院是一个非常精英的群体，团体氛围非常好，在这里我可以与众多学术大师共事，这无疑是我的幸运，令我的文学创作受益匪浅。 记者：无论是读者还是评论界都认为，徐坤笔下的知识分子无所遁形，完全卸下了斯文伪善的面具，您对现实世界里的男人刻画得入木三分，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徐坤：我也不是故意要这么写，只是对这种社会角色，这样的生活比较熟悉。如果让我写小资的生活（泡吧、蹦迪），可能就不那么地道。所以说我写知识分子首先还是因为熟悉，而并不是为了卸掉什么面具，其实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无奈、怜悯，也包含一种自怜，因为我也是一分子。我很想通过作品找到知识分子光明的出路，但是路毕竟要一步一步地走，要靠那些有耐性的人来坚持。至于说对于男性角色的刻画，我想我并没有太刻意地去写，所有的描写和刻画都是下意识的，当时只是想要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许多时候，写作的出发点是很单纯的，而出来的效果却各异。 记者：您从开始写作到现在，无论年纪、阅历、身份、社会的认可程度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年来文学在您心目中的分量有变化吗？ 徐坤：从小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后来进入社会从事的是文学研究工作，似乎走的是成为学术大师的那条路，但是，最后还是做了职业作家。我觉得自己能从事写作，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写作同学术研究相比，要感性一些，比较天然，学术研究更加理性，更需要后天的训练。现在我成为专业作家，能够更好地发挥我以感性见长的特点，这可能更适合我。 记者：我们面对着一个快餐时代，永远这个词汇似乎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无论爱情还是文学都是如此，面对这种现状您持怎样的态度？ 徐坤：对这样一个时代，坦率地说我很不适应。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比较理想化，光荣啊梦想啊……等到我们走向社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文学日益边缘化，物质化倾向甚嚣尘上，这些都给我一种强烈的断裂感。然而我必须要尽可能地去磨合，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的作品当中一成不变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不管作品的形式、表现手法如何改变。我想一位好的作家应该有着强大的世界观，比如我非常佩服的王安忆，不管学术界如何评价她的作品，也不管市场反馈如何，她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不变的、强大的世界观，这种力量在支撑着她的写作。不可否认，跟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写作处于一种迷失、混乱的状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