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先生是一个平实的人,生活平实,说话平实,文字平实,学术观点也平实,这总让我想起儒家常说的中庸之德。中庸所要求的就是平实,而不是索隐行怪,或者好高骛远。十多年前参加张先生主持的一个博
士论文答辩,论文的作者用了一些新鲜词,先生开口就说,读你的文章,还以为你是从海外来的,表达的就是对文字不平实的批评。很多人总以为平实容易做到,其实是难上加难。《中庸》上说“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论,而是一句很平实的话。但平实不是平庸,平实里透出的是高明,是对宇宙人生道理的深切体悟。
张先生也是一个很简易的人,生活简易,说话简易,文字简易,学术观点也简易,这又让我想起《易传》说的乾坤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记得有一次在北大的治贝子园偶然看到张先生读过的某一期《文史》杂志,其中第一篇是顾颉刚先生的文章,篇末就有张先生“何其辞费乃耳”的批语。张先生的文字和主张都是简易的,每个读者都会感觉到。但简易不是简单,而是说先生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的本领。他的简易中透着博大精深。 因为简易平实,所以就少了许多故弄玄虚。虽语不惊人,却意味深长。从《中国哲学大纲》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再到《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研究》,张先生的很多著作都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经典,和简易平实是分不开的。他的许多观点,在简易平实中显现着生命力。譬如就《庄子》的文献问题而言,宋代以来的传统看法,主张内篇为庄子自作,外杂篇或出于庄子后学。现代学者中,任继愈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反对这个看法。任先生把传统的看法整个地颠倒过来,认为外杂篇或为庄子所作,内篇则出于后学之手。这在庄子研究中该属于石破天惊之论。冯先生认为,内外杂篇的区分没有什么根据,应该打破其间的界限,以《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主,结合有关的篇章,研究庄子的思想。张先生则支持传统的看法,坚持内外杂篇区分的意义,在《史料学》中,对冯、任两位先生的论据一一加以反驳。后来张先生的学生刘笑敢先生在博士论文中根据先有单词后有复合词的古汉语发展规律,指出内篇中只有道、德、性、命、精、神等概念,而没有道德、性命、精神等复合词,外杂篇中这些复合词就屡见不鲜了,以此论证内篇早于外杂篇。张先生认为,经此论证,“《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 序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的“直”。他对冯先生一直是非常尊重的,《全集》第八册中就收有六篇回忆冯先生的文章。论学术,冯先生算是张先生的前辈;论私情,张先生则是冯先生的堂妹夫。但在学术观点上,两人是有很多不同的。还是以《庄子》为例,如果拿张先生的《史料学》和冯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对读,会发现前者几乎处处是针对后者的。不因为是尊者或者亲者,就有所回避。这就是《易传》上说的“修辞立其诚”。张先生1992年4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就以此句话为题专门加以讨论。其中说道：“‘修辞立其诚’,包含端正学风的问题。据《汉书·儒林传》记载 齐诗的经师辕固曾对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最起码的要求,是将自己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因为诚,所以有直。冯先生对张先生的“直”自然是十分了解的,于是才有“直道而行”的评价。直道而行,自然不同于庄子的吾行却曲,遇到危险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957年,因为直接表达了些对哲学系和教研室工作的看法,张先生就成了右派,一直当了20年。这也让他明白了沉默的重要。去年的时候,先生对哲学系一个同事说 人只有一张嘴,吃饭了就不要说话。这可以看做是对孔子“食不语”之说的一个新注解。听来让人既感到智慧,又有些无奈。《中庸》所谓“其默足以容”,此之谓乎？ 在接受哲学系同学一次访问的时候,张先生说自己不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有智慧的话,也不会被打成右派。这更像是自嘲,读者当然不必当真。不知道先生这样说的时候,有没有想着《中庸》里“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蠖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的话。也许是他的直压过了他的知,因此即便知道有危险,也还是按耐不住,一往直前。这当然不是聪明人的做法,却是诚者的所为。 因为诚,所以有豪气。直道而行,就体现出了张先生的豪气所在。先生出生的燕赵之地,自古不乏英雄豪杰。先生推崇的儒者,从孔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到子思的“以德抗位”,再到孟子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哪一个不充满着豪气 先生很敬慕的同属于气学派的张横渠和王夫之,也是如此。横渠先是有志于兵事,以拒辽、夏。后来则发扬儒学,排斥佛、老;船山于明亡后曾参与抗清活动,至死不与清廷合作,隐居山林。这让人想起先生日据时期在北平的不事日伪,蛰居度日。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谈士节》,其中引孟子的话“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以及《礼记·儒行》的话“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颇足以明其心迹。根据陈来先生的介绍,张先生晚年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曾有目无全牛和胸有成竹的说法。这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领略到先生的豪气。目无全牛出自《庄子》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是说庖丁在以手解牛之前,目已经把牛解了。在我看来,之所以能目无全牛,是因为心无全牛。心已经把牛看透了,解起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对张先生来说,这牛就是他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就是世界和人生。在当今中国,也许只有包括张先生在内的几个人才有资格说这种话。别人如此说,就会如“打通中西马”一般,不免给人带来“吹破古今牛”的感觉。 与目无全牛相对的,是胸有成竹,也就是心有所主。心有所主,则不易为外物所动,这外物可以是名誉、权力、地位、财富,也可以是不同的学术观点。心有所主,也就可以动不逾距,立不易方,达到自由自得之境。这竹、这主,就是安身立命之地。胸有成竹,显示出张先生的自信与自得。 张先生自己最喜欢《易传》上说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豪气,“厚德载物”就是平实。它们和《中庸》所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几句话一起,构成了张先生平生学术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