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当代作家作品有兴趣的人在今天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假如从文学作品的发行量来判断，应该说关注当代作家作品的读者还是不少。譬如文学期刊《收获》2003年的发行量突破了13万册，《萌芽》的发行量超过40万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长篇小说的出版发行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据统 计，近些年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基本维持在每年800部左右。其中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作品印数都可以维持在数万册以上。以2004年第一季度出版的部分长篇小说印数看，王蒙的长篇新作《青狐》（人民文学出版社），初印就是10万册。阎连科的《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初印也是10万册，张平的《国家干部》（作家出版社），初版10万册，不到3个月加印第2版。其他像陆天明的长篇《黑雀群》（作家出版社）初印为8万册，石钟山的新作《遍地鬼子》（春风文艺出版社）初印为6万册。虽说实际印数与实际能够发行出去的图书数目至今还是各出版社的商业秘密，但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拥有一定的市场效应，这是不容置疑的。 读者放弃了对小说的阅读，原因之一是当代小说不能使他们获得精神满足看到上述文学现象，大概不少人会对当代小说创作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不过我想提出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作家作品开始走进文化市场的同时，是不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象之一，是一些原来对文学怀有深厚情感的忠实读者，特别是那些阅读要求比较高的人文学者和希望从当代作家作品中获取思想资源的读者，他们对当代小说创作越来越持否定的态度。我自己曾遇到过不少文学专家、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不是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原来对当代小说创作很有兴趣，也经常看看当代作品，但今天他们对当代小说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特别是不再愿意花很多时间阅读那些长篇小说。至于一些评论当代文学作品的文章，更是不在他们的阅读视野之内。我曾认真询问过其中的一些人，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主要理由：一是作品没有什么意思；二是艺术上太粗糙；三是精神格调低俗。简言之，原来从当代文学作品中可以获取的精神满足，在今天可以从别的地方获得；或者一些阅读要求比较高的读者想从小说作品中得到精神满足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放弃了对当代小说的阅读。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表达方式出现变异，作家由注重社会问题转向对个人经验和心理层面的关注撇开各种商业炒作的因素，就最近的小说创作，明确地说，从2004年第一季度出版的长篇小说看，是不是真的存在像上述这些要求比较高的读者所讲的问题呢？ 我想还是从文学的特点说起。文学与其他的精神表述形式相比，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在我看来一是敏感，二是迅速。当不少人没有感觉到问题，或对问题只有朦胧的感觉时，作家能够很快感觉到问题，并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的优势之一。文学的这种功能特性，在“新时期”社会实践中曾有过充分的呈现。可以说，在当时那样的思想氛围中，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探索，常常是以文学的方式最早提供给世人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二十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公共资源，促进和丰富了不少人的思想，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事实上，整个“新时期”文学一直是跑在当时社会精神生活探索的最前沿，引领着人们的精神探索方向。有人形容“新时期”文学，是当时中国人精神探索的加速器和敏感触角。文学的触角伸向哪里，那里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80年代很多文学之外的人文学者和社会问题研究者，在研究和思考社会问题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当代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来利用。 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这种特性依然保持着，但其社会声势已不如80年代那么旺盛，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提出已不再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方式，而是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理论等方式来实现。其中的原因之一，与人文、社会学科自身的建立、发展有关，社会时代的精神探求没有必要全部集中到文学领域，以文学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面临着内部调整。除了从“新时期”那种关注社会问题的大视野来表现文学之外，小说创作还在寻求更加细腻、准确的个人经验的表述，这成为一个阶段小说创作的重要探索领域。像陈染的《私人生活》、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从个人心理和家族历史角度，凸现出个人经验的成长历程。这些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渐渐摆脱了原有文学审视人物和事件的那种宏大社会眼光和视野，文学的表述退回到个人生活的角落，试图从个人生活方面来寻求某种表现，而不是立足于社会人生的舞台全方位展现某种社会性的问题。 对这一类小说创作的变异，原来习惯于从小说中看出社会政治变革动向和寻求精神动力资源的读者会感到有些陌生。正如王蒙在给陈染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所作的序中惊叹的：“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的确，像陈染这样一类的作家创作，对个人经验的理解还是包含着较多的社会涵义，个人也好，家族也好，事实上都是与原有的那种宏大的社会表现视野保持着某种联系，如果说，原有的表现是注重人物、事件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意义，那么，现在的个人经验和家族史的表现是从个人角度来重塑历史和社会经验。对一些人文学者和希望从小说阅读中获取精神资源的读者，他们不一定搞得懂小说审美的内在变化是什么，但在小说的公共阅读经验方面，他们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探索，他们愿意将个人经验视作是与社会经验保持联系的一个维度来理解这些作家的创作。陈染的作品尽管对他们来说有些陌生，但他们愿意接受这种陌生，因为其中某些成分是这些人文学者和渴求了解文学变动的读者所熟悉或体验到的心理过程。 当下的小说创作失去了“新时期”中国文学那种位居精神前沿的探索姿态。我们在积极地建构文学的市场意识的同时，对文学的精神品格的建构是否也应取得同样积极的进展真正激进的变化，是从90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作家创作引发的，一些人文学者和对文学阅读有较高要求的读者对小说的不满大都集中在“新生代”作家作品上。“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最不能让这些读者接受的，是两方面：一是小说对个人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毫无节制的追求；二是作品的传播方式与新闻传媒的炒作联手进行。这被视为是一种没有趣味、没有精神品格的文字操练。从文学审美方面，我想“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有自己的特色。但问题是接下来，作家们还能做些什么，或者说，是不是当代小说创作的格局就定格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从精神探索的要求出发，不少人文学者和希望从文学中寻求思想资源的读者会感到“新生代”作家作品对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够，而且，整个当代小说创作失去了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位居精神前沿的文学探索姿态。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像王安忆《长恨歌》、阿来《尘埃落定》、莫言《檀香刑》这一类较为细腻、精致的作品，但精神品格与80年代时期那种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责任感的创作相比，的确是不一样了。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职业化写作的色彩更浓，作家们在写作长篇小说时，都有一种明确的市场意识，他们关注的不只是要表现什么，而且还要关注市场需要什么。读者市场成为作家创作时不能不考虑的一种潜在因素。作家写作有读者市场意识未必都是消极的，但问题是我们在积极地建构文学的市场意识的同时，对文学的精神品格的建构并没有取得同样积极的进展。像2004年第一季度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王蒙的《青狐》和阎连科的《受活》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作品，但也没有摆脱市场意识的影响痕迹。 《青狐》写一批“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前后复出的文艺界精英人物的生活。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一是精英人物非精英化的表现；二是从性心理的角度展示女作家青狐的心理状态。对80年代精英文化和精英人物的思想反思，是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在进行的工作。这种反思最重要的进展是去除了蒙在精英文化身上的那种神秘光圈，揭示出精英文化的限度，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特征。另外，从“新生代”作家创作凸现出欲望的创作主题后，对性心理和性行为的文学表现已不再像80年代文学写作时有那么多的顾忌。王蒙的《青狐》在这两方面直接秉承了90年代思想和文学探索的成果。但与那些严肃的思想反省和活跃的“新生代”创作相对照，《青狐》并没有占据思想和文学表现上的优势。王蒙不是第一个用小说来解构知识精英话题的当代作家，但王蒙是第一个大范围解构知识精英的作家。可以说没有一部当代小说像《青狐》这样集中描写过多个高级精英人物，也没有一部作品像《青狐》这样对这么多体面的精英人物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触来展现过。王蒙的特殊经历，照理会使他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性格的理解和把握上有更多更深入的发现和展示，但我们现在见到的作品中的人物，基本是一种漫画化的扁平人物，除了揭示出这些精英人物的弱点和可笑之处外，作为精英人物的基本性格和思想特征并没有完整地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精英人物“精英”在何处并没有为作者所重视，作者感兴趣的是这些精英人物的可笑可怜可悲可叹之处。而且，作者对一些精英人物社会地位的升迁的表现，也过于表面化，像一些思想人物和作家声誉的获得，被简单归之于某个领导的接见和赏识。作家是可以凭自己的爱憎来处理笔下的人物，就像钱钟书《围城》中也有一群很不堪的“知识精英”，但作为一种有深度的文学表现，对人物性格和思想内涵的展示，应该有一种作家自己的发现。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调来解构精英人物，痛快是痛快，但从描写的准确性和性格的丰富性来说，都是不够的。至于从性心理层面来表现青狐这一人物，王蒙的处理也是失当的。我们只看到青狐的粗鄙和不堪的一面，却很少感受到作为压抑一方的女作家的生活不易的一面。而且，写性对王蒙的写作而言不是优势，他之所以在《青狐》中敢于揭破隐私，大谈特谈性问题，除了要与年轻作家较劲外，大概也是市场意识的作用。阎连科的《受活》是近年来较为厚重的一部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在于阎连科以作家的敏感，提出了农村社会底层的问题。如果说，城市题材是当今小说创作的亮色的话，阎连科以自己的创作照亮了当代小说创作中最幽暗的一角。另外，方言掺入小说语言，突破了原来单一的普通话写作的文学语言探索格局，地方性经验有了较好的文学语言对应。但这部作品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生活的复杂变化，以过分简约的象征处理方式来加以表现。购买列宁遗体这一看似荒诞的故事贯串作品全局，作者想用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故事来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变化，但这样的象征未免太笼统了。当一些研究者希望认真地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当今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时，这种荒诞不经的寓言式写作实在是显得过于单薄和简约了，至少它没有比其他社会学科提供更多的农村社会生活信息。 上面这两部长篇作品是2004年第一季度销路较好的纯文学作品，作者也是大家所尊重的，但在小说创作上依然有着某种共同的时病。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作品时，市场的效应是考虑到了，但在艺术处理，特别是作品的精神品格的提炼上，离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就是文学作品应该提供一些当代其他精神表达方式还没有可能提供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变动信息。 作者介绍 杨扬，1963年生，浙江余杭人，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论文有《晚清宋诗运动与五四新文学》、《商务印书馆与1920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城市空间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等，论著有《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闻一多与中外文学关系》、《文学的年轮》等。 王蒙的《青狐》用小说来解构知识精英话题，直接秉承了90年代思想和文学探索的成果。他以一种漫画化的笔调来解构精英人物，痛快是痛快，但从描写的准确性和性格的丰富性来说，都是不够的。至于从性心理层面来表现青狐这一人物，王蒙的处理也是失当的。 阎连科的《受活》是近年来较为厚重的一部表现农村底层生活的作品。但作者采取的荒诞不经的寓言式写作实在是显得过于单薄和简约了，以至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生活的复杂变化，没有能够提供更多信息。 ——杨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