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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众多的文学读者中，不了解诗歌、小说的，或许有之；没接触过散文的，恐怕是没有。但有意思的是，这读者最多的文类却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说得最少的一个文类。散文研究方面的不足，不是因为它生僻、曲高和寡，而是由于它存在的悖论：一方面太平易、太自由、太和眉善目，太接近普通平凡的人生；另一方面又太讲究、太
尖端、太个性化，太难捕捉它丰富博大又流云野鹤般的写作规律。散文就像我们的人生，谁都经验过它、天天与它照面，又谁都悟不透它，摸不到它的底牌。
王兆胜新近出版的散文研究专著《真诚与自由——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以下简称《真诚与自由》），是否摸到了散文的底牌，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肯定它是一本深入理解了散文精神，触及了散文灵魂的书。不像一般的当代散文批评，也与学院式的历史癖不同：前者大多孤立谈论的某个作家作品的特色与风格，缺乏历史感；后者，大多沉溺于历史过程的梳理和作家座次的安排，却对许多的理论前提和具体问题不作认真的分辨。而王兆胜的《真诚与自由》却能实现这两者的汇通，以散文的“心”感悟散文的“理”，以散文的理路研究散文。 《真诚与自由》与目前流行的散文批评和研究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重视散文的本体问题。散文是一个具有广大包容性的文类，古代把诗之外的写作都当作散文，近代以来也只有小说独立门户。因为诗与小说之外的写作都可以称为散文，天地太宽，体式太多，写作太自由，便难以从经典作品中抽象它的形式美学特点，也无法像诗歌从音、形、意出发，像小说从叙事入手探讨它创作原则。因此，人们往往认同散文的“散”（“散人杂语”）、杂（杂文么、杂感么）、小（小品么，“小摆设”么）、随（随笔么、随便么），却不追究它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和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是散文理论建设薄弱的主要原因。而《真诚与自由》的贡献，正在于从精神与体制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散文的本体问题。一是散文总体的“精神”特质，在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上区别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类的“真诚”与“自由”：“散文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的‘实’和‘散’。它不需要过分设计、虚构、修饰，也不受制形式、格律、场景，它完全从自身出发，立足内心，随意表达。这就是散文的‘真诚’与‘自由’。因为真诚，才能亲切、质实、感人；因为自由，才能不受限制，挥洒自如。”二是“文体形式”方面的，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主要形式如小品、随笔、杂文、书话等的内在品格和表现特点作了非常细致的分辨。举小品与随笔为例，作者提出小品的前提是性灵、趣味和闲淡，而随笔的精髓是理趣、絮语和散漫。前者植根于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等中国的散文传统，后者则是蒙田、培根的“essay”与中国笔记体文章的融合。“‘小品文’是文人酒后妙趣横生的短谈，‘随笔’则是家人晚饭后的琐语”。 有对散文精神特质和形式特点的理论把握，便有对散文的思维方式与美学特质的自觉，也就能够在谈论方式上真正贴近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往的散文史研究，谈思潮、谈题材、谈主题的居多，能对作家进行归类分派就算不容易了。但《真诚与自由》却提出：“20世纪真正意义的流派不多，就是同一流派作家间的差异也往往很大，更何况派别思想的一致性在散文上往往如水一样地流失了，因为许多作家的散文创作往往是‘业余的’、‘消闲的’、‘个人的’。”这是一个富有洞识的观点，是对从思潮、语境的立场研究中国散文的习惯思路的有力挑战。它让散文阅读与研究真正摆脱了庸俗社会学批评对散文的简单化约，彰显了散文这个“边缘文体”的“无用之用”，同时找回了这个文类的美学核心：性情与趣味。我觉得这两点认识非常重要，它们是对散文的艺术功能和美学性格的准确定位，也是真诚与自由精神在散文美学上的具体凝聚与见证。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作者质疑了以往散文研究中把题材与主题等级化的倾向，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个人感受、性情、趣味、智慧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关系，同时也为反思20世纪散文的成就与局限提供了本体的尺度和方法。 如果说，本书提出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对散文灵魂的深层感悟，那么，散文家的个案分析则是这个灵魂的生动阐述。作者既能从一些散文家最具个人特点的意象（如冰心的“天光”、鲁迅的“梦”、何其芳的“雾”）中读解性情与风格，更能对像区分周作人与林语堂那样，对不同的散文趣味作细致的分辨。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很少孤立地讨论个案，而是重视在相近、相对的比较中呈现特点（典型如梁实秋与林语堂小品的比较）。许多精彩的个案分析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一个长期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的精确细致的心得，也感受到作者的性情与研究对象有一种内在契合。 也许，感应、理解散文的真诚与自由，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也要有一种“散文的心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