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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评家可以写散文、随笔甚至小说，小说家自然也就有权写评论文章，没有什么角色一定是固定不变的，“作家批评”本来就是批评的一种。我这里想说的意思是，一个创作者在完成作品后，如果过多地对作品的主题内涵、艺术风格做学理式的阐释，不但会使批评家失去言说的兴趣，还会在作品实际呈现的内容与风格和创作者 自己的表述之间形成互不对位，使批评者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落入混杂的境地。 早在大约十年前，我就注意到在当代诗歌界，诗人们一方面勤于创作，另一方面又纷纷发表诗歌宣言，把自己的诗歌主张、文学资源、艺术追求说到十足，强调到极致。同时，尽管当代诗歌在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不受追捧，但诗歌流派和“组合”却给人不断促生的印象。由于诗评家人力资源的限制，许多诗人的创作不能得到他们自认为的理论确认和批评，于是诗人们纷纷自己开始扮演诗评家的角色，对诗友、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不无过度色彩的评说。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和诗评家呈现出近亲繁殖和身份重叠的状况。这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扼止了当代诗歌可能受到的批评关注，形成一种在自我系统里封闭流转的局面。 近两年来，小说家的“自我批评”意识也在增强，特别是一些和媒体接触方便，有发言资历的主流作家，往往会在他们的小说出版之后，急速进入自我阐释的行动中。接受太多的记者采访，撰写过长的自评文章，甚至还和媒体记者一起去搞新闻发布会，在电视镜头前侃侃而谈，俨然一副社会活动家的面孔。本来，一部小说出版之后，这件精神产品就已高度社会化，作者本人依然握着解释权不放本身就成问题。这里边有一个理论上的要点需要说明，即小说家本人的发言权与权威性问题。小说家本人当然也是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完全有权利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但创作者的特殊角色决定了他的发言有着特殊的效用，是否客观还在其次，首先他的言论有着先天的受关注的条件，作者的阐释往往会被确认为就是作品本身要表达和已拥有的内涵。这一点是无可回避的。正是基于此，小说家的“自我评价”就应当特别小心。从另一方面讲，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绝不是小说本身的最后的、权威的结论，作者也不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谈“自己的”小说。 我注意到有的小说家以太过肯定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谈自己的小说，不但透着态度客观的丧失，还暴露出对批评权限的认知缺乏。我还注意到，多数小说家在谈论自己小说时，对已有的批评成果和批评观点漠然对之，并不提及。他们更愿意尾随电影导演、演员以及书商们一起去推广自己的作品，以自身积累的“学术”身份去为并不学术的行为做宣传，为自己作品的发行量和改编效果沾沾自喜，我读出的是一种艺术上丧失沉潜与耐心，境界上有意无意向低取齐的浮躁。这种滔滔不绝的自我阐释，事实上与真正的批评无关，他们自己的结论更不可能成为批评家对其作品定位的标准、原则和尺度。批评家最主要的，还是从作家的自述中寻找创作者的心态痕迹，探究作者意图与作品实际呈现之间的差距。 小说家的职责和心思应在创作本身，而不是忙着去做自己的评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