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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象在多少年之内反复出现，并且人们看不到结束这种现象的希望，于是人们就会想：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出了毛病？是不是我们的看法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这种现象就是关于历史小说（包括一切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如历史剧、电视剧等等）的争论。我们注意到，每当有略具规模的历史小说出版的时候，总有关于这本 小说的言论在媒体上出现，出版者说小说如何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想象的结合方面进了一步，作者说他如何阅读了大量的史籍，批评家则说作家如何进行了合理的虚构，但是同时，又总有历史学家出来指出小说如何有违史实，结果是一场争论热热闹闹地起来，又无声无息地消失，等待着一部新的历史小说出版，再来一次同样的争论…… 翻一翻《辞海》，居然有“历史小说”的条目，且看它怎么说：“小说的一类，有长篇和短篇。它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容许适当的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必须有历史根据。”这条被广为接受的释义说的是，历史小说为小说的一类，而非历史的一类，在其结构中，小说为正，历史为偏，小说为主，历史为副，所以，历史小说就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可是我们知道，小说的灵魂是虚构，历史的追求是真实，以真实来支撑虚构，或者说虚构的基础是真实，这样的小说还叫小说。倘若以真实来控制虚构，或者虚构的标准是真实，这样的小说还叫小说吗？还有，“容许适当的虚构”，多大的比例是“适当”？难怪人们为“适当”二字争论不休。重历史者，人们会说它为史料所束缚，把小说写成了“教科书”；重小说者，人们会说它“借古人说话”，有指桑骂槐或者借古讽今的嫌疑；用其极者，人们自然会说它是“戏说”。于是，严肃的历史小说势必成为“教科书”，而趣味性的历史小说则无一例外地成了“戏说”。所以，在我看来，历史小说就是真实的虚构，或者虚构的真实，本身成了一个集矛和盾为一体的东西，类似方的圆或者圆的方。历史小说是一个悖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小说是否承担传播历史知识的使命，历史小说家是否应该自认为是历史学家。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了个瓦尔特·司各特，法国出了个大仲马，都被认为是杰出的历史小说家，除了给读者提供了趣味盎然的小说之外，还传播了历史知识。对于19世纪的普通读者来说，由于文化修养的差别使他们的小说成了了解历史的主要渠道，以至于雨果说：“司各特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性结合了起来。”可是，从阿波里特·泰纳开始，人们对司各特和大仲马的小说有了不同的认识，对他们的小说中所谓的历史产生了怀疑，渐渐明白，这两位小说家不过是把历史当作故事的背景而已，不必给予太多的重视，小说又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泰纳说：“我们从瓦尔特·司各特那儿学到了历史。然而这是历史吗？所有这些遥远时代的图画都是不真实的。只有服装、景色、外表是真实的；行为、言谈、情感、一切别的东西都是文明化了的、被润色了的，用现代的装束安排的。”就小说而论，他们的作品还是很优秀的，至今也不失其魅力；可是要论历史，就不敢恭维了，恰如格奥尔格·勃兰兑斯就司各特所说：“在岁月的悄然流逝之中，通过发人深省的时间的考验，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受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欢迎的、每一个成年人都读过但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再会去阅读的作家了。”进入20世纪，人们已经不把历史小说当作历史知识的载体了，历史小说的名目还在，但更多的是它作为小说而存在了。 不过，就算是在司各特和大仲马的小说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代，它们的作者也并没有历史学家的野心，试图“解读历史真相”，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是以大量的史料（包括野史、传说等）为基础的。司各特知道，“刻画古代或者时下风俗的画家，比起描绘上一代人风俗的画家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所以他的叙述的力量“全部集中于人物和人物的热情”，而风俗则成为这一切的背景和“必要的色彩”。大仲马十分清楚，有史学家的历史，也有小说家的历史，关键是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复活真正的历史，只不过是给他的故事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罢了。所谓“结合”，就是正确地处理想象与真实的关系，把历史小说当作小说来做。历史小说家是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集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于一身。他们切不可以自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批评家也不可以把他们当作历史学家看，无论他们自诩读过多少史籍。至于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观点解读历史，读者大可一笑置之，不必认真。“以史育人”的口号，历史小说承担不起。即便是历史学家动手创作一部历史小说，也不能取历史学家的身份，否则，他创作的历史小说真地会成为一部“教科书”。一个严肃而成熟的读者不会从小说中获取历史知识，他若真地想了解历史的话，就不会对一部历史著作感到枯燥乏味，例如法国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写的《圣路易》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更为惊人的是，法国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描述14世纪比利牛斯山中的小村庄的《蒙塔尤》居然成为法国、美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的畅销书！可惜的是，我国号称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历来看重史学，可她的读者们今天却喜欢从历史小说中获取历史知识，其可怪也欤。 把传播历史知识的重担从历史小说的肩上卸下来，历史小说家不再自称或自认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么，历史学家、批评家和读者将不再指责历史小说违背历史，不再讽刺历史小说家的僭越，他们的争论将集中在小说写得好不好。 郭宏安，1943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翻译家，法语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译作《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鼠疫》、《墓中回忆录》、《郭宏安译文集（七卷）》，以及研究文集《重建阅读空间》、《论〈恶之花〉》、《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与人合作）、《同剖诗心》，散文集《雪落在莱蒙湖上》、《写作的幸福》、《雪泥鸿爪》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