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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最近推出伯林的《自由论》是享誉学界的《自由四论》的修订扩充版，原版只在海外翻译发行，其中脍炙人口的“两种自由概念”曾在《公共论丛》上刊载。对于中国大陆许多学者和读者而言，只是久闻伯林的大名而难于探究他的思想。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一睹这位名声远扬的思想家的真面目了。 伯林的 名气为什么那么大，他对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深刻地揭示了“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区分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概念。 以赛亚·伯林1909年出生于拉托维亚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们一家在1916年迁居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对有产阶级的敌视、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秘密警察的光顾，使得他们全家于1921年流亡到英国生活。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于1932年获得该校全灵学院一个研究人员的职位，他是该学院第一个获得这种荣耀地位的犹太人，这使他顺利地进入英国上流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林在英国设在纽约的新闻处工作，他的任务是分析美国的社会、心理、舆论，说服美国参战。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密切地接触美国各阶层人士，为自己营造一个社会关系网。在这里，伯林把自己的新闻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敏感、善于判断和分析，还善于结交朋友。他发回伦敦的报告既生动、又犀利，官员以阅读这些报告为乐事，其中包括首相丘吉尔。伯林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会见俄罗斯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他在二战结束前奉派出使苏联，在严寒的列宁格勒，他以一个普通的英国文化官员的身份，怀着激动和景仰的心情拜望了这位象征俄罗斯文化的悲剧人物。诗人向他讲述自己、家人以及俄罗斯文学家、艺术家在大镇压中遭遇的苦难，朗诵自己写的诗，她表示决不选择流亡，决不离开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语言。这次用母语进行的彻夜交谈使伯林终身难忘，他的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是他对苏联悲剧的反映。 伯林哲学思想的背景有三层底色，第一是他的犹太人出身，第二是他对俄罗斯文化、历史和现代苦难的理解，第三是他在牛津大学所受的英国哲学训练。他成年后始终过着风平浪静甚至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坦言，他的快乐来自浅薄，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当然，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向往暴风骤雨，他尊崇的是反叛的，敢于向世界和历史挑战的人物。 伯林对自由的分析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思想学术界对自由的讨论，而他的思想则是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贡斯当那里。在他看来，自由有两种核心含义，一种是不被干预、不受强制，是“免于……”的自由，即消极自由；另一种是“去做……”的自由，即积极自由。从逻辑上看，一个人不受阻止地作出选择与自己支配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是相距不远的事情，是同一种情况的两个方面，但伯林指出，从历史上看，这两个观念往往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向和迥然不同的结果。 “我是我自己的主人”这句话初看起来是自明之理，但经过哲学家的发挥就容易大大离开原意。比如有人认为，当下的自我并非真正的我，“小我”是“大我”的派生物，因此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还有人认为，自我容易受蒙蔽，比如不正确的思想会影响人甚至毒害人，这时某个精神导师的教诲，某个先进思想的代表才能昭示真理，指明正确的道路。而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思路往往以自由始，以奴役终。伯林对“自由”所作的概念分析，实际上折射了他对历史的感悟和思考。 伯林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像查尔斯·泰勒、伯纳德·威廉姆斯、约瑟夫·拉茨、约翰·格雷等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都对伯林的观点作了回应。其中泰勒的观点特别有影响，他说，消极自由通常是一个机会概念，而积极自由是一个实施性概念。机会概念只把行动的外在障碍看成自由的障碍，而承认自由的施行概念就是要承认思想的内在障碍。泰勒认为，一旦承认内在障碍制约了自由，消极自由就不再是机会概念而成了施行概念。另一位哲学家麦克坎伦则否定伯林的区分，他认为自由永远只有一种：“在提到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自由时，总是指摆脱约束或干涉，总是指能做或不能做某事的自由，能成为或不能成为什么的自由。” 我认为，在西方学界，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厘清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很可能永远都没有定论。而在我们这里，问题意识则有所不同。说到底，伯林的贡献是一种关于自由理论的静力学，是自由已成定局之后的辩护或阐释，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自由理论的动力学，我们更应研究的是实现自由和维持自由的条件。生活在优裕环境的伯林没有把解答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他的著名理论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在西方学界，对“自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厘清的工作还会进行下去，很可能永远都没有定论。而在我们这里，问题意识则有所不同。说到底，伯林的贡献是一种关于自由理论的静力学，是自由已成定局之后的辩护或阐释，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自由理论的动力学，我们更应研究的是实现自由和维持自由的条件。生活在优裕环境的伯林没有把解答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他的著名理论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