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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是一个蓄水池，前两千年的水都流进了这个池中，后来的水又都是从这个池中流出去的。——安倍能成（日） 访谈嘉宾：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靳希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江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韩水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谢地坤（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 康德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影响 赵敦华：首先对《康德著作全集》第一卷的出版表示祝贺。康德全集的出版已经是哲学界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西方哲学史中，如果要选出三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外，康德毫无疑义应是其中之一。在今年康德逝世200周年之际，学术界要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这反映了中国学者认识到了康德哲学对我们中国今天的意义。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在康德之前，虽然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很充分，但是近代哲学一直都缺乏对启蒙运动的深刻的哲学总结。反映在当时，以上帝的一元统治为核心的神学价值观到了17世纪时并没有多大改变。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把以前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样的二元对立变成了理性和非理性或是反理性的对立。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即仍然认为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最高原则。为什么说康德哲学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呢？因为康德首先实现了价值领域的多元化。这个多元化，至少是康德哲学的三大批判实际上确立了三个不同的价值领域，即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包括宗教领域），还有就是审美领域，但它们实际上都属于价值领域。每个价值领域都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实现途径。这一点正是现代主义的最核心的地方。如果把西方的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它的灵魂就是康德的思想。从现象或表层来分析，各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但是在深层次上来分析，那么我觉得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学。 邓晓芒：康德被他的中国引进者梁启超称之为“近世第一大哲”，一点儿也不过分。我以为康德是西方理性精神在近代发展的新阶段，也就是“批判哲学”阶段。西方理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古希腊“逻各斯”的提出，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奠定了西方理性精神的基础。然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论体系使理性成了一个从低向高不断超越的无限有序系统。再就是近代笛卡尔的怀疑精神使理性达到了自我意识。康德的第四阶段不仅是怀疑，而且是“批判”。批判使理性成为了能动的自我超越的主体。康德的所有的批判者都是康德的后继者，康德的理性批判成了康德哲学永远的光荣。自从康德以后人类思想就进入了“批判的时代”，直到今天和永久。批判不再只是某个人或时代的特征，而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必要的基本素质。 李秋零：康德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发展已暴露出自身的矛盾：理性和自由这两个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开始对立起来。这个对立在启蒙运动最高潮时体现为伏尔泰和卢梭之间的对立，两人甚至到了互相挖苦的地步，启蒙运动的两大原则都出现了困境。一方面，休谟的怀疑论虽然不会影响科学的实用价值，但却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动摇了科学的基础，使科学只剩下了或然性。另一方面，法国启蒙哲学的主调是机械决定论。它把自然因果律推广到人类社会乃至人自身，人不过是一架更精密更复杂的机器而已。这样，不仅自由失去了存身之地，就连人自身也失去了特有的价值和尊严。因此，理性与自由、科学与道德是相互矛盾的。康德把启蒙运动从这种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他一方面通过对理论理性的批判保证了科学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保证了自由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康德和启蒙运动的关系可以用黑格尔的一句话来概括 “康德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总结”。对康德来说，就是对前期的启蒙运动进行一次再反思，或者说再推动。但康德不是拿着别人开刀，理性不是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而是返回来照自己。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们往往愿意扮演教师的角色，去教导别人。而对康德来说，每个人都要自己去思考，这应该是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真正推动。 人们常说自由是康德哲学的主旋律，我觉得不完全，因为在历史上高唱自由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并不完全是康德的真正的特色。我认为对康德来说，自由虽然是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但自由真正起的作用在于它是自律的一个前提，是自我批判的前提。因为理性只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够进行自律，进行自我批判，而同时，尽管他是自由的，他也要批判自己，也要自律。如果理性是自由的，而又不进行自我批判，不进行自律，那么这个理性很可能就会绝对化，实际上康德之后的发展，到黑格尔，恰恰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整个康德哲学都体现了一种自我批判和自律的精神。西方人可能还是没有完整地去理解康德，更不用说贯彻康德精神，继康德之后，至少从德国哲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虽然大家都还是非常强调批判这个词，但大多数又像启蒙运动那样转回去批别人了,而很少有人去批自己。 靳希平：康德著作出版之时，德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些邦国里边，康德的书被列为禁书。有一个哲学家和黑格尔是对头，叫Jacob Friedrich Fries.中学读书时，有一位老师是康德的追随者，讲康德的伦理学，他听了以后很感兴趣，于是利用放假到柏林买了康德的三大批判。结果学监知道后，马上就把它们没收了。康德成了气候之后，90％的德国哲学家都说自己是康德的后继者。叔本华是，Fries是，贝内克也是，洪堡也是，施莱尔马赫也是，舍勒也是，1870年以后，新康德主义成势之后更是如此，他们都说自己是康德哲学的发展。还有人则因为他是康德主义者，坚持发展康德某一方面的学说，甚至被逼得投河自尽，如贝内克，心理主义的代表。现在他的著作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他是跟黑格尔差不多同时代的人，他本来课讲得不错，敢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一争高下，但是政府出面干预：讲康德，宣传自由思想，不允许你上课，就被开除了。后来他到处写信，比如给弗莱堡大学，信里说，你那里是不是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允许我做康德的研究，没人回信。后来政治情况好一些，才慢慢地有了在外地大学讲课的机会，但年薪拿不到在柏林大学讲课的谢林的十分之一。后来到哥廷根做教授，那边有一条河，有一天去上课就再也没有回来，两年之后在河里发现一具尸体，就是他的，投河自尽了。新康德主义盛行之前的那些思想家，为了宣传康德的思想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 江怡：对于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是指英美部分），康德的影响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重新在康德那里接受了一个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形式的精神科学的观念，这是现代整个分析哲学从康德那里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整个英美哲学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主要还是以反对黑格尔起家，首先是反观念论，反黑格尔绝对唯心论，在此过程中，他们接受的是康德的思想。他们是把康德和黑格尔捆绑起来，然后打一捧一。第二个作用是他们接受了康德对思想领域划界的概念。给理性划定一个界限，为理性制定一个标准，即什么东西是可以在理性中来讨论的，什么是不能来讨论而只能在其他领域来讨论的。这实际上是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基本任务。当代哲学里维特根斯坦对此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把这个界限划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不是划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或者是理性的界限之间。这种为理性划界的观念是整个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思路。这个思路对现代哲学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韩水法：20世纪过去了，大思想家也差不多都与之俱逝了，新的还没有出现。他们都是康德时代的人。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康德，超越启蒙，企图从理性主义之中突围出来，并且如果有谁找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可能的理论或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这个人就应当是福柯，我认为福柯做了许多颇有创造性的工作。福柯苦苦追求现代之后的出路，寻找与整个传统的知识不同的道路，但在头上却压着一座大山，这就是康德。所以，福柯在康德写了《什么是启蒙》整整20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认为康德将启蒙理解为出路这是不够的。他要重新论述启蒙，要消解启蒙。我认为这篇文章至关重要，蕴涵了福柯其它著作里的核心思想。对福柯来说，如果康德的问题无法解决，也就是消解，就意味着后现代无从谈起。就像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上来就说要推翻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认识论传统，然而不用读康德的整本书，就前两三页他就把自己给推翻了。我们再看远一点，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中的一位，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他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了很多次，但每次都读不完，因为读了几页后，就觉得自己有许多想法，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再来读，接着又再写。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规定，是一个经典的规定，他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康德。哈贝马斯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在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这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是20世纪那一代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和背景。 现在情况还是这样，西方每年有关哲学家研究的文献里面，研究康德的文献的数量总是第一位的，超过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研究文献。这自然也说明问题。 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被超越还是被误读——— 后现代视野中的康德 赵：我们现在再来看现代西方的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能够说明康德的哲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康德，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总结或者他提出的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纲领，那么后现代认为西方现代社会中或思想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现代主义的毛病，所以他们要批判、要超越、要怀疑、要否定，或者要解构等等。但我认为，现在西方所出现的问题恰恰也是价值观的混淆。它把康德所区分的三大价值规律混淆起来，企图用其中的一种价值原则来统摄另外两种价值原则。这就产生了西方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性的危机。那么第一种混淆就是用科学主义来代替道德的价值判断和审美的价值判断。认为科学的价值可以统摄一切，就是后来法兰克福学派讲的工具理性。第二种倾向就是泛道德主义，泛道德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倒退，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了尖端，但道德的堕落，物质大洪流都成了他们眼里的罪恶。所以他们要用纯洁的道德理想来拯救这个社会。但如果这种泛道德主义和一种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危险，就会产生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就是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家的浪漫的想法，它强调个性化、个人的独特的体验，强调自己的创造性。这在审美艺术领域，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必须的，但放在科学上就是不行的。放在道德上也是不行的。但后现代主义把这个混淆起来了。 总之，西方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不是证伪了康德的现代主义，恰恰是认为康德的现代主义纲领没有被贯彻到底，或是被人们忘记了。 李秋零：赵教授刚才说的一句话，恐怕还要继续往下想一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也是持批判态度的，例如我前面说的康德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应当说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现代性还没有发展到它的极端状态，他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了。实际上，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在重复康德已经做过的工作。如果康德的纲领能够真正得到贯彻，也许后现代就用不着那么起劲地批现代了。 邓晓芒：康德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最终可以归结为“人类学”，他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先驱。人类中心主义或人本主义在今天虽然遭到多方面的抨击，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支配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主干。它意味着人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现在有许多人把自然主义和“环境保护”原则与人本主义原则对立起来，这种理解并不能归之于康德。康德的的实践理性是高于理论理性的，认识和科学在他看来并不是人对待自然的最高态度，相反，他主张必须通过审美和自然目的生态链向人的道德过渡，把自然看作是向人的道德生成的。人的道德素质表现为全部自然历史的最终成果，人的真正自由不是体现为科学技术，而是体现为道德。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体的这一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为这种观点：“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本主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自身，因为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康德的“世界主义”对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毕生不愿迈出哥尼斯堡的康德却具有“世界公民”的眼光，承认现实世界中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在“文明冲突”的今天，康德的这些观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江怡：我的想法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文化或西方思想里的一种新的启蒙。康德所说的启蒙，实际上是对整个中世纪或整个近代哲学以前的一种反思。他写的那篇《什么是启蒙》的文章当时是为了答复另外一篇文章而写的。在卡洪编的一本文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他就把康德的《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放在文选的第一篇。放在第一篇的目的是说明现代主义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后来的发展又出现很多变化，一直到现在的后现代。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理性的重新反思，是对康德提出的设定一种界限的重新反思，所以才引申出了所有的什么反基础、反中心、反客观、反绝对等等。这是一种新的启蒙。当然这一套理论的出现，也有它的文化背景在里面。只要以人为中心，人的理性活动本身就有它的非确定性的东西，这在我们过去的理性哲学是不谈的。因为理性就是寻求确定性，追求非确定性是没有把握的。然而，过去我们不说这个东西现代哲学就要谈这个东西，就要把这个东西抓出来。从弗洛伊德开始，一直到戴维森，也说到一个非理性的东西，连现在被人认为是真正的分析哲学家，或者真正纯粹的理性传统中的哲学家也要说非理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谈，怎么谈，谈的方式，以及他们谈论的内容，肯定会引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关注。因为，它实际上是涉及到对整个理性重新反思的问题。所以，我把他界定为或解释为带有启蒙性质的一种新的思潮。 读康德可以训练你什么叫分析，什么叫批评，什么叫严肃认真地思考问题，什么叫哲学——— 康德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 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到底应该是搞科学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要选择、争论、碰撞。在这一点上，今天在我们中国更值得来纪念康德，学习康德，领会他的精神实质。一方面是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经验，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康德那里直接吸收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所需要的价值观。 江怡：哲学所里有个学术论坛，里面有个研讨班在读《纯粹理性批判》，用的版本很多。比较版本之间的区别，这其实是在读不同文化之间在理解康德的过程中出现的那种差异，出现的交融；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学习康德来了解到底什么是哲学。现在人们在争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实际上在告诉你至少西方哲学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康德哲学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框架就叫什么是如何可能的。这就是一般学康德首先得知道的命题。什么是如何可能的，如何可能就是可能性条件，而这种可能性条件在现代哲学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就体现在强调一种形式的概念，就是逻辑的概念。我们可以给它广义的理解，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逻辑或者是现代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活动的一个基本模式。你要按照这个模式走，在这个模式里讨论问题，你这个才叫哲学。不在这个模式里，你不能叫哲学。哲学一定有一套它自身的方法，有自身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做事情，我们才能叫哲学。 邓晓芒：康德哲学作为西方思想的一个“蓄水池”，集中地体现了西方理性精神的传统，在他身上可以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我们以往的康德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往往侧重于两者的相同之处，这种研究的意义有限，因为既然相同，不研究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已经有了。我主张今天我们研究康德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考察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相异甚至相反的因素上，对之抱同情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吸纳世界文明中的各种不同营养，以补充我们固有文化的不足。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原原本本地翻译康德的著作，其意义也就在此。靳希平：康德的三大主要著作包括前期的、后期的都是以哲学著作中最难读的著作而知名。德文并不难，我现在正在给同学上课，学生问我自发性是什么意思，把我问住了，我1981年上课就学过了，但还没有真正懂，只得打电话问韩水法教授。所以康德著作非常难懂，德语不难，但思想非常难。现在国外关于康德的注释方面的书不断在出版，因此我们可以说，《康德全集》的出版是为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训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比如通过前期的著作，看康德感性论当中的一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感性论和早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学校，一个训练班，让中国对哲学，对理性感兴趣，或者一般对理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读康德，让他们懂得什么叫分析，什么叫论理，什么叫批评，什么叫严肃认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什么叫哲学。你读康德没这点能力根本就念不明白。我自己有此感受。读康德你自己头脑不清醒的话，尽管文本只有一两页，但就是读不明白。 韩水法：就中国来说，康德研究当然很早就开始做了，比如引进和翻译康德的著作。康德研究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北大也是中国康德研究的中心。蓝公武、牟宗三，齐良骥都出自北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有影响的思想家多数也做康德研究。像牟先生，他不仅研究康德，而且还独自把三大批判都翻译了出来，当然，《纯粹理性批判》没有翻完。当年蓝公武先生在北大讲《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班上才有4个人，如牟宗三先生，齐良骥先生。今天情形已经不一样了，我是说听康德课的学生比那时多多了。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在中国学界，关于康德的研究还相当不够。一般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前提，现在我希望翻译能够促进研究。 谢地坤：还有王玖兴先生那个本子，他们催他快点出，但因为有好几处存疑，如DASEIN，王玖兴就写了七八个词在旁边，如在场、此在、存在、定在等，他最后也没有敲定，人家催他，他说我翻不出来呀，后来，包括王太庆先生也有很多存疑，翻译很不容易。 当然翻译本来就是在一个研究的基础上，这不仅仅是译者的研究，还有其他人面上的研究。这很重要。因为这些本子都在这样的研究的基础上做的。在中国康德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推进，现在还很弱，尤其是三大批判的纯粹理性批判。欧美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每个字都研究过，而且在重复地研究，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在专门研究方面，像专门研究他的感性论、分析论等现在还缺少，所以在出这么多译本的同时我想我们应该出些专门性的专家性的著作，这很重要。这种研究要建立在你对西方主要文献的研究和掌握的基础上。在研究康德问题上，会涉及到哲学史中的很多问题，康德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用这个词，这些研究是我们要大大加强的。谈到康德哲学的现实性意义，它在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在谈现代性时应当区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这是第一层意思。二，我们现在谈论的不少内容也是可以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如价值理论、文化哲学，它们对我们应当是有启发的。 《康德著作全集》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