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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学术研究的空气浓厚起来，学者们纷纷标示出自己出于某某师门———当然，是出自大师之门。他们标示学术由来，虔诚地表现出谨遵师教，恪守门弟子之规。这些，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这是讲学术传承，是薪火相传。不过，我以为这也不必太过拘谨。要学术发展，还要弟子们有一种超越师传的努力 ，也就是有创造性的建树。而师长呢，更要谅解、支持这一切。要有这种风气，这才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前几天，买来一本新出的《罗素自传》（2），随便翻翻，就遇到这个问题。这是关于罗素和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关系问题。这两位哲学家及其学说，都不是专家以外的人能懂得的，我自然不懂。但看《罗素自传》，其经过和情理还是能看得出，就在这里说一说。 罗素（1872———1970）是英国学人，高寿，一生成就甚多。维特根斯坦（1889———1951）是奥地利人，后入英国籍，是罗素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他死后，英国人称他为英国哲学人，德国人称他为德国哲学家，奥地利人称他为奥地利哲学家，可见他的分量。《逻辑哲学论》是他的成名作，深奥难懂，影响至今；他的为人也古怪。他先受罗素哲学的影响，后来罗素又受他的影响。他们的这份师弟关系甚为有趣。说起来，罗素应是他的恩师。他不但受学于罗素，而且其天才被罗素发现。他的成名作就是他在一战时的战俘营里时写成的，就多亏罗素帮助，才能出书。罗素为他的书写序。据说他对罗素的序还不感兴趣。这在我国学人中似乎是不好理解的事。假如陈寅恪、王国维为谁的书写篇序，谁不喜得屁颠屁颠的呢？他不，他认死理。《逻辑哲学论》1922年出版，此前他已多次与罗素争论，弄得罗素很不开心，但并不恼怒。罗素还是为他的书写序。我看到1916年罗素与友人信里说到他“遭到维特根斯坦最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我一生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而且对我此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影响”。同年还说过，“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使我有一种失败感”。可见学生的批评对他有多大的震动。 这就说到1930年，维氏的经济情况不大妙，极需一笔资金才得以进行研究。但是学校的评议会说，要得到资金，必须有一位专家对维氏的研究提出评审报告。于是几位学者就找到罗素，请他写这个评审报告。而这不是一件轻易的事。维氏的学说出名难读，费时间。而且他还没有完全的稿件，他自己就说，谁也读不懂，必须他与之面谈，才能说清。后来，维氏访罗素，面谈几十小时，这时评议会只等待罗素的报告。罗素说，“只有在我健康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我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来他在病中读了维氏的草稿的一部分。他写的这个评审报告的确很感人。学术内容我不能理解，但后面的结论谁都可以明了。报告结论说：“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新作所包含的一些理论是新颖的、极有创见的，而且无疑是重要的。它们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爱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本来愿意认为它们是不正确的，但是从我已读过的东西来看，我深信他应当有一个机会来把它们完成，因为当其完成时，将不难判明它们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看来，凡有创见的著作，就值得支持。是否“正确”，不应是惟一标准，罗素坦言他也看不准，不敢断言。其实谁敢断言呢？断言者，往往是瞎吹。可贵的是他说，他并不喜欢它的风格，而且“本来愿意”说它“不是正确的”，但预计它将是“全新的”，故推荐。不吹捧，不压抑，评价得当，说话坦诚且有情感，真是大学者本色。那位维特根斯坦呢，后来的成就也不弱于老师罗素。这多么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