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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808年建立了帝国大学（Universitéimperiale），这个统一的行政组织通过学校管理人员将全国从大学到小学的各类各级学校组织起来，在旧有的、遭到法国大革命摧毁的大学之上，建立了独立的、有组织的新型大学。她关闭了神学系，并将哲学系划分为“科学门”和“文学门”，这使大学完全沦为国家的考试机构。其目标不在进行科学研究本身，而在于培养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行政官员，其中法学和医学则直接服务于军队和教会，教师作为国家教育官员，其任务只是准备让注册大学生通过由各个科系举办的国家考试而已。与此相反，洪堡的大学理念强调政治上脱离国家的直接需要，经济上则不再使大学成为国王的负担，力主大学“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国民的捐赠”来维持自身的发展。与当时的法国教育体制偏面注重实用性学科如法学和医学教育相比，洪堡的大学课程设置首在培养学生的精神力量，这样一来，哲学系就自然成了首要的科系，它能够起到引领其它单独科学的作用，并为后者提供思想和方法指导。因此，数学、物理、地理等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统统被整合进了哲学系里。正是基于上述观察，哲学家、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柏林大学的建立使旧式大学中的大学作为一个统一学术团体的特征固定下来。不同的是，她不再建立于中世纪教会统一体的基础之上，转而建立在近代人性思想的统一性之上。她失去了中世纪大学的修道院特征和地方特征，成了探求真理的学术机构，她超越了教会和国家的界限，这使得德国的大学代替中世纪的巴黎大学成为了国际性的大学，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其它国家乃至东方的学生。应当说，“德国意义”上的大学的上述发展趋势不但实现了洪堡创建柏林大学的初衷，而且也超过了其本人的预期。在上腓特烈二世的吁请书中，洪堡曾说，“学校和中学会对其所在的国家产生最为重要的用途。只有大学能够超越国家的边界发挥相同的影响，而且能够促进整个操同一种语言的民族的形成。” 但是，19世纪初期知识分化的复杂状况使得按照洪堡的理念试图整合各个门类科学的大学改革方案显得十分艰难。知识分化带来的学科分化现象首先出现在新人文主义发端的语文学领域，以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为代表的日尔曼语文学冲破了沃尔夫、洪堡等人的希腊主义藩篱；再者是由支持洪堡进行教育改革的施泰因男爵亲自参与、以兰克和尼布尔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兴起激发了一种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思想；第三，19世纪20年代数学－自然科学的兴盛使得生理学、物理学脱去了在古典自然哲学框架当中的思辨色彩。上述三种知识分化和学科分化现象使哲学作为大学首要系科的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康德试图以批判哲学为框架来综合自然与历史的尝试渐渐失去了效力，这使哲学本身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不信任。而且，即使传统的神学也不断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产生了所谓实证神学和以大卫·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历史批评派神学。传统的法学研究对象亦由“自然法”转向了“实在法”。在法国的占领行动结束之后，尽管洪堡的继任者们延续了其建设普鲁士统一学制的改革方案，但他们也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渐渐做出了一些调整。1817年至1819年间制定的课程法规定，国家作为“大教育机构”应当实施相应的“国家青年教育任务”：小学、国立学校和中学按照统一的国家目标而设置。为服务于国家建设，中学相应地增加了实用的课程。古希腊语因不具实用性而渐渐再次让位于拉丁语，而德语、德国历史教学比重则有所增加。到了1840年左右，当威廉四世上台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古典语文学研究并没有那么重要，也并不是为一种高尚的教养所必需的东西，哲学和自然科学、国家科学和政治学、神学批评和现代文学比起古典语文学来说更为重要和有趣味。人们甚至呼吁中止正在进行的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因为古典语文学并非时代的需要，它虽然能够为未来的官员、学者、医生和技术人员提供一些古典语言知识，但在日常的知识和商业交往中，人们更需要现代语言、更需要熟悉数学和自然科学，在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方面，它不比对现代文化发展的理解更弱；而且一种对本民族精神发展有深度的、有学养的理解对于将来成为这个民族的领导者们而言至少是适合的。这位注重实际效用的普鲁士国王试图纠正新人文主义教育的偏颇，他主张“并非对所有事物的知识，而是在有限领域方面的能力才能造就一个干才；主因并非“教养”，而是“思想”，教养不但不能够促进思想，相反，它还会给后者带来危害，尤其是教养显露出单单制造傲慢和浅薄，从而小觑卓越的和真正的劳作倾向之时。 显然，洪堡的大学方案并不能满足正处于工业化时代开端的德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仅就大学的课程设置而言，为了强调人文教育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它未能将自然科学从中世纪大学里的医学系和哲学系中分离出来，而是将它们完全归入哲学系里。然而，早在1800年就已建立起来的哥廷根和哈勒两所大学已经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划为医学系或国民经济系；数学、物理学和矿物学则或被归入哲学系，或被归入国民经济系或医学系，而新建立的柏林大学则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重新纳入到哲学系里。于是，在1830年代至1890年代间德意志的大学出现了诸多自然学科门类从医学系和国民经济系退出，悉数被归入哲学系的过程。但是，随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化以及大学教师职位的不断增加，哲学系内部各个学科之间潜在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剧。1863年，应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们的要求，图宾根大学成立了第一个自然科学系，尽管这遭到了哲学系教授们的反对。接着，斯特拉斯堡大学在1872年也成立了自然科学系，从1860年代开始，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系中分离出来。如果强调知识分类与学科独立是现代大学的特征，那么早于柏林大学建立的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应当是德意志大学的典范，而非进行系科整合的洪堡型大学。有德国学者进一步指出，洪堡的大学理念既没有出现在19世纪初期的教育讨论中，亦没有在制度层面上得到落实，而所谓建立在其大学理念之上的“柏林模式”只不过是20初期兴起的新观念论思想所制造的“洪堡神话”而已。制造这一神话的新观念论，则在人文学科面临自然科学挑战之际重新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尤其是强调人文科学所建立的新的德意志民族认同，如日尔曼学和民俗社会学等等。依笔者之见，这一点恰恰凸显了洪堡大学理念的本有的民族主义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