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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岁首，《时尚先生》刊发的特稿《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引起关注，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和复杂痛楚的人性令人无法释怀，这是继2015年5月刊发《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之后，《时尚先生》再次借“非虚构”发力。与此同时，《“情杀案”，12年之冤》《西部娶妻记》，等等，从《三联生活周刊》等刊物以及微信朋友圈接二连三地蹦出来。它们都与非虚构写作有关联。 非虚构写作似乎从本世纪开始才成为中国文坛比较引人注目的一种写作类型，而在世界文坛，它是一个写作大类，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加入了写作行列。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等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似乎再次确证了非虚构这一写作类型的文学合法性——此前著名的温斯顿·丘吉尔已于1953年凭借非虚构作品《不需要的战争》获得这一奖项。 从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我们还可以再次猜测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苦难？独一无二？关切？文学在溢出边缘，苦难是不断开发的财富，文学应表现丰富的独一无二，总之，我们看到了一种不断突破题材限制和类型限制的写作潮流被鼓励，看到了文学写作的不断探索。 “真实”的真相，文学对于“真实”的态度。这两个问题恰好是理解非虚构写作伦理的关键。 对待“真实”的态度 作为美学的非虚构写作，首先要解决“真”的问题。 评论家李敬泽就非虚构写作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说，“真实，可不是一块石头，围绕着它有很多认识论的疑难……真的面向极为复杂，它不是由谁、由哪一个作者轻易判定和供给的，它是在艰难的对话和辨析中渐渐浮现。所以，以求真为宗旨的非虚构的写作，需要严密的写作伦理、工作方法和文体规范，它比我们想象的更需要专业精神”。写作伦理和文体规范，也是今天以及今后我们谈论非虚构写作无法绕开的问题。 我们常常把真实和真相混为一谈，就词性而言，真实作为一个形容词，是对行为逻辑可靠性的判断；真相作为一个名词，是对事物呈现是否符合原貌的一种判断。如果确定真相有惟一性，那么对于真相最有权威的呈现大概只有照相或录像——这也是纪录电影受到人类学研究关注的原因，但纪录电影的叙事同样存在主观介入和选择性表达的问题，可见所谓真相呈现其实是相对而言。这是其一。其二，在历史进程中，诸多的细节和流程，由于发生的突然性，往往是不可能也无法照相或录像的。照相式的真相难以获取，本身也存疑。既然如此，“以求真为宗旨”的这个非虚构写作，所求之“真”是什么“真”？真实比真相包容，具备探索的空间。因此，在我看来，由文字符码建构的非虚构写作，这个“真”还是更多地指向逻辑真实和方向真实的“真”，而不是本本和教条的真。 人类为什么写作？文艺为什么存在？写作的快乐，在于揭秘、解密，在于交流、分享，在于辨析、确认，由此形成人类的集体记忆。所有关于游戏和娱乐的说法，是写作这种形式的第一之后的功能，它的第一功能是记忆。结绳记事是人类的一种记忆方式，写作或画画同样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更加复杂的记忆方式，以对抗无时不在的遗忘。从文艺的这个发生动机出发，人类最初的写作，毫无疑问是由记忆漫漶而来的非自觉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保存了人类记忆，使人类通过写作获得历史存在的确认。事实上，书写的基本轨迹也如此：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是晚近才出现的角色，人类之前漫长的书写史，严格说来，“非虚构”是主角。以中国为例。先秦诸子百家以降的各种笔记散文，包括《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等，理论上都属于“非虚构”文本。也正因此，我们许多中国人是把《史记》当作历史文本来阅读的，对错不论，这个现象反证了非虚构文本的存在价值。欧洲书写历史也基本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等等，这些记录欧洲早期文明的非虚构文本，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并借此建构对于欧洲历史的认知。 今天，富有文体自觉的非虚构写作，在祭出“非虚构”大旗之时，实际上是从真实性这个维度出发，把写作摆在了真理之路上。真正的问题是，真理是整体，人类对于真理的探索注定是无限接近而永不能抵达的，非虚构写作这样的探索有没有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研究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探索之途而不是探索的内容上。美学是哲学的近亲，作为美学的文学写作继承了哲学的这种暧昧性，在繁茂幽深的密林里，面对蜿蜒出没的条条小路，试图辨析可能的情感变动方向，这是它的求真之旨。即便关于真实的判断各有所表，也恰恰是各有所表，写作获得了丰富的可探索自由，读者也通过文本互鉴获取常识。因此，文学探索与科学探索，本质的区别在于，后者要给出确定性答案，前者则更在意探索真实和真相的“过程性”描述。 关于主观介入 文学+客观存在(专题)。这两点，恰是非虚构写作的两个要素。怎么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存在的美学形式，不难理解。“客观存在”成为一个要素，前面说过，它符合人类对于真实和记忆的探索需求。这里的问题是，“客观存在”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无论是大的历史事件，还是细微的生活枝末，对应到具体的对象，其实都是琐碎、凌乱、纷杂，是无数的线头和层层叠叠的暧昧、模糊、不确定，是“一地鸡毛”，“一地鸡毛”怎么成为文学文本？重点是写作者的主观介入方式。无论是非虚构写作，还是虚构写作，对于人类的精神和心灵的探索，是写作发生的本义。写作者的主观介入毋庸质疑，关键是怎么介入。 虚构写作的对象是开放的和不确定的，主体介入的主要方式是想象和结构。非虚构写作的对象是相对客观的，主体介入的主要目的是还原和表达，主要方式是通过样本调查选择认识和判断现实与历史真相的路径，在文本构建过程上，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基本共性是“写客观世界发生过的事和人”。这个“写实”，一定是有一个具体的关注对象，通常表现为一个事件或一个人、一群人。通过调查和研究，剖析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动机，解释命运变迁的偶然和必然，可以是顺时针叙事，也可以倒叙。非虚构文本最终能够还原、再现和记录到什么程度，最终取决于创作主体介入的侧面是什么，选择调查的样本是哪些。 非虚构写作无论选择从哪个侧面介入，对于人性和人情的探研始终是笔墨的重点。理由很简单，事件或事实的发生主体是人，日常化生活中人是细节实施的主体就不用说了，重大事件或一些事故中，尽管有时表现为制度、机构、技术、经验、成果等“物象”，但是人的具体行为和人的情感走向，最终生发并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写作是对人性和人情奥秘进行剥丝抽茧的还原，这个还原的过程也是从一个侧面还原事件或事实。 但是，同样写人，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的叙事依据不一样。虚构写作在虚构的名义下叙事视角可以全知，也可以有限，可以从任意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想象和虚构，叙事的开放性，产生了丰富的叙事期待，叙事者在命运的构建过程中只要“自圆其说”即合乎“可然律”逻辑就可以。非虚构写作中，尽管叙事者可能把它放到最后说，读者必须看完全部文字才知道，人和事件的结局其实是“已然如此”，对于叙事者来说，要做的事是怎么由这个“已然”结局回溯发生的过程、动机，叙事者是侦探，要破解这些指向结局的来路，叙事的逻辑依据是他或她听到的、看到的和猜到的“事实”。这个“事实”，当然有赖于创作主体的发现——主体的发现是写作产生冲动的依据，并通过各种调查补充和完善这种发现。叙事的基本目的是“还原”事实和“了解”事实。在非虚构写作中，创作主体不仅是一台有选择的摄像机，还是一台有意图的编辑机，摄像头摇到哪儿，什么角度，采用逆光照还是平视，完全取决于掌握机器的这个人，成品效果最终也取决于这个人的选择和意图。所以，在坚硬的“事实”面前，非虚构写作的主体介入性，其实相当明显，作用很强大，他或她是一个意志力强大的法官，他或她不断地发现新角度、新证据，他或她还能够作出方向性的判断。当然，由于叙事依据不一样，同样的叙事方法，产生的美学效果也不一样。叙事中常常使用“逆转”或“逆袭”，在虚构小说里会产生“浪漫”或“传奇”效果，在非虚构作品中则会相应地产生强大的现实命运感。 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既然文学写作的目的是对人情和人性的真实奥秘进行探索，小说等以想象和虚构为创作手段的写作，依据的叙事伦理是什么？想象和虚构的依据依然是生命和生存的经验。非虚构写作试图对人类的经验原貌进行确认和记录，小说、戏剧等借助想象和重构，探索人类在边缘状态等极致状态下的能力和表现。对于小说和戏剧，美学评价的标准依然是“真切”“动人”。真切，是美的标准，而不是道德标准，实现了真切，形成了经验的共鸣，才会动人。这是文艺作品鉴赏和接受的一个基本路径。 新闻和文学黏合，是“双赢”。对于文学来说，文学与新闻黏合，表现出对现实和历史“客观存在”的关切，不是技术性的变化，而是写作诉求和写作立场的变化。 首先，这是“向外转”写作的一种回归。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文学呈现出一种“先锋写作”和“向内转”的写作风潮。先锋写作对于写作观念、技巧的探索本身无可厚非，但许多先锋写作建立在文本形式探索的基础上，当形式不再出新时，文本的思想力又不足够强劲，写作就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大批先锋作家也因此销声匿迹。“向内转”是先锋写作衰微之后的一种写作潮流，对于本我和自我的探讨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向内转”成为逃避关注客观现实的借口，被“80后”和“90后”无节制使用。以网络文学写作为例，穿越、玄幻成为主要模式，人物活动的历史和现实环境虚化，人物的性格和情态也完全模式化，文学写作成为真正的瞎话和白日梦。从写作对人性和人情的奥秘进行探索这个角度，网络文学的大量写作毫无贡献，写作成为文字的复制粘贴，制造的是重复的肥皂泡，这种写作遮蔽了丰富的现实存在，篡改了人们关于文学与现实、历史关系的理解。一方面是每天在大量地制造毫无现实感的网络文字，一方面是现实和历史在以丰沛磅礴的速度制造素材。专以现实和历史为写作对象的非虚构因此“揭竿而起”，文学写作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了现实和历史的现场。 非虚构写作的勃发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同时在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被主张并付诸实践不是偶然，是拜变化巨大的社会转型现实所赐。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重构，生活变动和生命迁徙活动进入激烈时期，二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复杂背景，给认知和实践增添了复杂系数。现实人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类既有经验和对未来的想象力，加上信息总量和信息传播速度集束式增长、海啸式堆砌，导致人类原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钝化。现实比虚构更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即跌宕起伏、不按逻辑出牌。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戏剧性即极致性。戏剧性和极致性，都是相对于人类认知能力而言。当历史和现实在人类的经验面前，不断表现出戏剧性和极致性时，虚构和想象就会自惭形秽，再现和记录生活的愿望就会增强。于是，我们看到了非虚构写作开始发力。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都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转型中产生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和命运变迁，包括现实和历史的戏剧性变化，都是文学写作的素材。许多作家感叹虚构赶不上现实，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写作对于现实和历史的态度成为首要问题，文学写作对于现实的发言能力倒成为其次问题。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进入公众视野，它的标志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设立“非虚构作品奖”，并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在“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推动下，一些作家和作品崭露头角，如梁鸿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李娟和《羊道》《冬牧场》，等等。经过几年的准备，一些在小说和诗歌写作领域有建树的作家也写出了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品，比如，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于坚的《印度记》、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部曲、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李敬泽在《十月》《当代》上发表的《精致的肺》《护国之肝》以及雷达在《作家》杂志发表的《费家营》等等，也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实验。旅华美裔作家何伟和他的华裔太太创作的中国三部曲《消失中的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对于非虚构写作这种形式的贡献也值得研究。此外，以传统的报告文学、随笔、特稿等形式出现的一些非虚构写作也应该被关注，它们立足现实，较自觉地用文字记录社会历史。 解决了对于现实的态度，还要对非虚构文体边界做出判断。第一个大边界当然是“叙事”，抒情文章不在此列。在叙事大类里，非虚构写作与我们习见的新闻文体的区别在哪儿？以2015年6月10日《时尚先生》杂志刊发的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为例，谈点我的看法。 正如《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篇文章刊发时编者按所说，作者也即记者原本是要写篇通讯或特写，报道大兴安岭林区实施天然林禁伐令这则新闻。但是这个叫魏玲的记者是个好作家，采访中她发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她没有偷懒，没有让这些发现随随便便地滑过去，而是选择了一种可以充分表达的文体：非虚构写作。虽然文章署上“特稿”栏头，虽然这篇文章以新闻为由头，但是写作的目的显然不是在交代林区实施天然林禁伐令这一新闻，也不是只写一则林区偶然发生的杀人案。如果是前者，这篇文章的笔墨重点应该是为什么要实施天然林禁伐令，禁伐令的内容是什么，各种人对于禁伐令的反应。如果是后者，文章应该重点描写杀人动机、杀人过程以及追捕行动、司法反应。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这篇文章的好，不在于“杀人”，杀人过程一带而过，杀人犯和杀人这件事不是笔墨重点，“这篇报道致力于呈现戏剧张力与孤独色彩的大兴安岭深处生活，以免它湮没无闻”。重点是“闲笔”和“闲人”，写一个鄂温克老人的孤独，写一个饭馆食客的攀谈，写一个叫贾二的林场工人的暴脾气，写环境、经济和历史。这些笔墨与中心事件有点远，但它是林区的生存，是当下一个角落的生存。作品打动人的，恰是这些无辜、坚韧、偶然的存在。如果一定要对文学和新闻的文本作个区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给出明晰“答案”是新闻写作的目的，写出丰富、微妙甚至暧昧的命运是文学写作的目的。比如一起杀人案突然发生了，虽然与“答案”的关系不是必然和紧密的，但它恰恰用一个偶然性事件，折射了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摆脱固化的思路，打开同情和启迪的场所。在诸多现实素材面前，非虚构写作者用文字组织出人类世界生命演变的链条，写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文学是人学，各种以历史资料、以新闻事件为由头的写作，最终是要还原人的真实生活进程。 贴近现实，同生活高度结合，追求写作的温度、丰富度以及新鲜度，显示出现实主义写作的狠劲，是非虚构写作的特点。但非虚构写作在题材范围内显然大于“新闻”，不仅对现实有狠劲，对于“过去的新闻”即历史的探索，非虚构写作同样兴致勃勃，阿来的《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三部曲、李辉的《封面中国》等都属于这一类，即通常所言“回到历史现场”。历史也是现实，对于历史的发言，是对现实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 非虚构写作是一个由多元素材来源、多种样式构成的写作形式。在这个形式内部，有自己的纪律和自己的理念，这就是对于“真实”的标举。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作家要让我们看懂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区域和经验。现实和历史充满了莫衷一是的细节和不同层次的声音，以现实和历史为素材的非虚构写作，看起来是写作边界的打开和漫溢，其实还是在文学也即人学的手掌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勃兴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写作态度的回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