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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自问世以来，历代不乏研究者。本文试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评价历代专书研究著作，以此发现历代《汉志》研究发展趋势，以期对学者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历代研究 专书综述 一、《汉书·艺文志》概述 东汉班固依刘歆《七略》体例编纂《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亦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 班固遵循《七略》的图书六分法，在《汉志》中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并将辑略中的大小序作了删简分列于六略38种之后，同时删去《七略》中的解题，只存书目。《汉志》对《七略》中重复著录和归类错误的图书加以改正，增补了西汉末年《七略》未收的扬雄、杜林、刘向等人的部分著作。《七略》虽亡，幸有《汉志》的保留，使后世还可知其概貌。 二、东汉至隋唐时期 对《汉志》的研究始于给《汉书》作注。《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自《汉书》问世以来就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汉书》字义深奥，极为难读，因此给《汉书》作注就显得非常重要。《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就记载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在现存的《汉书》古注中，服虔、应劭两家应为最初的注解家。此后给《汉书》作注的人更多，如伏俨、刘德、如淳、张揖、孟康、苏林、晋灼、臣瓒等人，虽然他们的注解现在大多已亡佚，但他们开创了给《汉书》注解的风尚，为后来颜师古的《汉书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唐代注解《汉书》的集大成之作，他征引前人注解之作，增删补缀，融会贯通。颜师古对《汉志》的注解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辨证谬说，删除讹误，对旧注进行补充完善。如：“《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颜师古注曰：“苏林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及刘向《别录》。’” （2）对疑难字词进行训诂解释。如“诸子之言纷然殽乱”，颜注曰：“殽，杂也。”（3）对《汉志》体例进行说明。如“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自注“入刘向《稽疑》一篇”，颜注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颜师古对于《汉志》的注解内容以释名物、注音义为主，这为后世扫清《汉志》阅读障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评价说：“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 而陈国庆认为颜注《汉志》虽精于训诂，但却不注重学术流派的传承。这说明颜师古疏略了《汉志》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颜注的主要目的是给《汉书》作注，因此对于《汉书》著录的其他特点没有深刻剖析，比如古籍亡佚情况等，这是其缺陷所在，也是时代使然。但这都没有阻碍颜注《汉志》成为后世通行版本，足以证明颜注《汉志》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宋元明时期 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是研究《汉志》最早的专著，此外，郑樵《通志·校雠略》也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它们或阐明学术流派，讨论分类体例得失，或着重分析各书内容的真伪存佚情况，至此注解《汉志》进入一个蔚然成风的新境界。 王应麟因颜师古注解《汉志》颇为省易，仅对书中姓名、时代、音义和若干名物进行注解，而考证甚少，且多有错讹之处，所以他仿照《经典释文》之例，首先摘录《汉志》语句，下列古书加以考证，如《汉志》“朕甚闵焉”，王应麟注曰：“《孝武纪》‘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刘歆书又云‘书缺简脱’。”王应麟考证以经书为主，同时缺少辨伪，这是其瑕疵之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亦限于时风众势，遂致所考汉人传经源流，未能明晰”。但作为注疏《汉志》的有力之作，其价值不可低估，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元、明两代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不多，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凌稚隆《汉书评林》对《汉志》偶有涉及，但论述寥寥。 四、清代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随着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之风大盛，目录学乃至《汉志》受到清代学者高度重视，金榜甚至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整个清代研究《汉志》的学者很多，如章学诚、齐召南、王念孙、沈钦韩、周寿昌、朱一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识研究《汉志》，使《汉志》在学术上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王先谦《汉书补注》是清代研究《汉书》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继颜师古注《汉书》之后又一次注释《汉书》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谦在补注《汉书·艺文志》时善于充分利用前人的注解，根据不同的版本对比匡讹。其注释体例为：首列《汉志》原文于上，次列颜师古注，再将自己的补注列于下，以“补注”二字标示新注。但是，由于假借众人之说而创见不多，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先生之缺点，是各注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的分类编排体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章学诚认为“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于是提出了“互著说”、“别裁说”。同时章学诚提出：“善法是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研究的单篇见解有的可谓一针见血，令人信服。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是清人研究《汉志》的代表性专著，也是《汉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体例是先列所补古籍，再列出处及考证，并加案断。如“《易说赵氏》”条下列《汉书·儒林传》、张澍《蜀典》、宋翔凤《过庭录》中的考证材料，然后加以案断。《汉书艺文志拾补》中补入的书籍包括自先秦至汉中叶的古典目录，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古代图书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书艺文志拾补》之后，姚振宗又著成《汉书艺文志条理》一书。姚氏认为《汉志》“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于是名其书曰“条理”。他把散见于诸书中的有关文献资料附于《汉志》全文之后，详加考证，并加按语。姚氏作注时，以考证一书之存佚真伪、明晰学术流派为主，这是其研究《汉志》的重要特点。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将《汉志》亡佚或未收录之书搜罗穷尽，详加考证。姚明达如此评价姚振宗的成就：“凡上古载籍之名目，后人研究之意见，广搜条录，殆已无遗。有此二书，而后古书显，《汉志》明，诚目录学之绝作也。” 五、民国时期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专著性成果主要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明煇《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成书于1917年，王国维在书序中称赞孙氏“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孙德谦在书中举例四十六条，皆论《汉志》笔法，有“所据事不用条注例”、“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别裁例”、“互著例”等。 《汉书艺文志注解》是姚明煇在武昌高等师范讲课时的产物。该书在注解体例上仍依旧注，在内容上广征博引，广泛征引前人对《汉志》的注疏，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代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姚氏《注解》最大的特点在于，对班《志》每略序言之下详加注疏，其中对《数术略》、《方技略》的注解较前人更为详备。但由于刊印年代久远，书中不免有错误之处，这是读者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最大的特点，是注《汉志》时每书首释存、亡、残、疑；另一特点是书中附录“见存六艺今古文表”、“见存百家真伪书表”、“附录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三表，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汉志》中所列书目。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讲疏》成书年代在民国时期，其思想、观点等方面必然存在瑕疵，如对待儒家思想大加推崇，评价今古文之争失之偏颇，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六、现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现代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成绩卓著，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陈国庆在《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认为：“《汉书艺文志》虽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最古的图书馆目录，我们对于它，应该着重其书目方面的研究。”该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一般图书馆工作人员研究中国古籍分类著录，因此它主要侧重于书目方面的研究，详细介绍内容，为《汉志》通俗化、大众化作出了贡献。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是现代研究《汉志》的里程碑。《汉书艺文志通释》全面疏释了《汉志》，甄采前人研究成果，订正《汉志》句读讹误，最后论说评断，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尔雅》、《古今字》二书不当入《孝经》类，张舜徽则认为：“汉人恒以《孝经》为五经之总会，故凡涉及诸经通训、经字异同之书，悉附列于此。章说失之。”《汉书艺文志通释》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汉志》，参考前人成果，考辨学术流变，是《汉志》专著史上的又一力作。 七、结语 观《汉志》研究史，从服虔、应劭到颜师古，从王应麟到郑樵，从王先谦到顾实，从陈国庆到张舜徽，对《汉志》的研究经历了疏通文字到补苴辨正，再到分析编纂体例分类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目录学理论与规律，是当代学者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汉书艺文志》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