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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Review on Cultural industry in Western Geographical Circles 【作者简介】钱紫华(1980-)，男，湖北监利人，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等，E-mail:zsuqian@126.com，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401147；闫小培，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属于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萌芽阶段，其研究只限于少数实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则是其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化产业就业的地域特征、文化产业对区域与城市的作用、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集聚体/集群实证、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信息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化产业管治等七个方面。今后还需展开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就业的微观属性，文化产业发行、消费环节，产业集聚体/集群多类型的实证，文化产业低效/无效管治的实证等方面。 【关 键 词】文化产业/西方/地理学界/述评 1前言 “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批判。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化产业更多的是与“大众文化”和社会问题相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全球化的力量促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大转移，文化产业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解决城市就业、城市经济发展、城市更新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地理学界，文化转向的视角，新文化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的引入，使得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文化产业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开始激发大量西方地理学者研究的浓厚兴趣。 2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萌芽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属于西方地理学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关注的学者不多，相关的成果也难以成体系。 2.1动画业劳动力市场的研究 最早涉及对文化产业相关研究的地理学者是加利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阿朗·斯科特(Allen J.Scott)。1984年，他对洛杉矶动画电影产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研究[1]。 2.2好莱坞电影产业垂直分离的研究 斯科特这一时期并没有持续关注文化产业，他的同事斯多普(Michael Storper)和克里斯托弗森(Susan Christopherson)则在这一时期对好莱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斯多普等人的研究中，“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和“垂直分离”(vertical disintegration)是其研究的主题。斯多普和克里斯托弗森认为[2]，好莱坞的电影产业自从20世纪50年代的便已经出现了垂直分离的特征；到60年代，拍摄活动已离开了洛杉矶。同时，存在商业公司和就业从南加利福利亚的离心发展趋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伴随着垂直分离，产业公司和就业在加利福利亚出现了再集中的强趋势，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总体上，因为生产方式的“弹性专业化”和产业的“垂直分离”，好莱坞的发展出现了相应的变化[3]：一方面，企业和就业更加集中于洛杉矶；另一方面，摄制活动则更加分散到其他区位。 2.3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性 1992年，由地理学者恩斯特(Huib Ernste)等牵头编著的《区域发展与当代产业特性》一书，主要围绕“弹性专业化”这个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社会学者夏皮洛(Dan Shapiro)、拉什(Scott Lash)等撰写了《文化产业的弹性专业化》这一章[4]。这篇文章使得“文化产业”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地理学科的书籍和文献中，但却借助了社会学家之手。 夏皮洛等以电影业、出版业和电视业为例分析了文化产业的弹性专业化，认为其原因各不相同。在转变中，垂直分离改变了很多活动，但是真正保留下来的不可削减的核心是知识产权。关于文化产业的另外两个主要特点，他们则认为是不断的创新和品牌的建立。 2.4本阶段研究开展的主要特点 西方地理学界在这一阶段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总体上呈现如下特点：其一，地理学者所展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还缺乏探讨文化产业的主动意识。这一阶段，几乎没有地理学者正式提到“文化产业”这一术语。其二，研究只限于少数产业的实证研究，覆盖面及其有限。其三，关注文化产业的地理学者还属于少数，文化产业比起高新技术产业等研究方向，尚不能特别地吸引地理学者的关注。 3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阶段 现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是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阶段，研究主题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3.1文化产业就业的地域特征 文化产业就业研究最早始于斯科特[5]和普拉特(Andy C.Pratt)[6，7]。斯科特研究发现，美国在1992年的文化产业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了300万；最为明显的，美国文化产业的就业主要集中在较大的都市区范围内。普拉特研究结论是，英国的文化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地区；总体来看，文化产业就业在伦敦和东南地区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英国的整体增速，显示了英国文化产业就业的集中效应。 在斯科特和普拉特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学者对就业尝试了实证研究[8，9]。研究显示，各国的文化产业就业增长均高于平均就业增长，除芬兰外，其余都在两倍到四倍之间。在就业的地域特征揭示过程中，区位商成为一个重要的手段[10,11]。 3.2文化产业对区域和城市的作用 霍尔(Peter Hall)曾引用了普拉特的研究成果[12]，来试图说明文化产业就业对于西方国家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但文化产业对于西方发达地区和城市的作用显然不止于就业。 3.2.1文化产业对经济的作用 布莱恩(Jane Bryan)等人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分析了文化产业对威尔士经济的直接与间接经济贡献[13]。其数据主要来自于就业普查、人口普查等各类官方数据，以及访谈的间接信息；另外，他们还作了大量个人、企业和组织的问卷。研究分析了文化产业的乘数效应：总体上，产出和收入的乘数均为1.68，而就业的乘数则高达1.74。 尽管众多的研究表明文化产业对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科瓦斯加(Jolanta Dziembowska-Kowalska)等人却提出[14]，文化活动(产业)对于城市或区域经济的外部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比如在吸引大量参与者，可以造成空气污染、噪音、交通问题，这些都会牺牲区域公众的额外代价。 3.2.2文化产业对社会的作用 在对文化产业的就业分析中，普拉特曾探讨过妇女就业的比例问题[6]，吉布森则明确提出要注重文化产业就业中的性别问题[10]，但是限于数据的笼统性，二者均未就此问题予以深入讨论。塔姆斯(Elly Tams)则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就业对女性具有不公正性[15]。吉布森则探讨了流行音乐产业给新南威尔士远北海岸乡村地域带来的巨大社会转变[16]。这种转变，首要是地域人口的转变；人口结构多元性的转变，则给音乐带来了明显的冲击，本地音乐从乡村风味转向了更加的多元化和亚文化化。 3.2.3文化产业对城市形象的作用 贝利斯(Darrin Bayliss)对爱尔兰的创意规划进行了探讨[17]，认为文化产业的推动，直接导致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形象的发展。比如都柏林的文化区圣殿酒馆区(Temple Bar)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复原建筑、步行区域、富有想象力的街道和独特的酒吧、饭馆与旅店。 理查德斯(Greg Richards)等人探讨了文化事件影响下城市形象的更新[18]，其研究对象是2001年的“欧洲文化之都”鹿特丹。调查结果显示，鹿特丹作为文化目的地，经过2001年的文化事件后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城市形象的物质要素(现代建筑、水)以及作为荷兰工作城市的特点，将持续起支配作用。 3.3全球化与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 斯科特认为[19]，全球化不会导致生产区位的分散，反而促进最终产品的空间流动，加强集聚的形成。同时，随着全球化联系的外部交流成本的降低，一些集聚也会因此而被破坏，使得生产部门进行区位转移。这种现代文化经济中竞争的空间张力，造成了生产中心在全球范围的更广泛分布。 斯科特以视听产业为例，运用图1展示了文化产业在全球形成的生产点的空间组织。他认为，基于主要的创意工作的流动，假以时日，卫星生产点可以发展成为自己范围内的创意中心。鲁金比尔(Chris Lukinbeal)以北美电影业的发展为例，印证了斯科特的这一结论[20]。鲁金比尔的研究，实际上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北美电影制作多极化的格局。  图1文化产业在全球形成的生产点的空间组织 Fig. 1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a Global Production Landscape in Cultural Industrie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斯科特还提出[5]，在现代世界中，一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文化生产中心，另一方面这些中心作为各自地方特色趋向于表现为完全的异质。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反复的生产，这些中心城市的文化经济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地方特性。 在亨里基茨(Eduardo Brito Henriques)等人看来[21]，斯科特过分地强调了大城市在未来全球文化经济中起到的中心地位；另外，他们认为在斯科特的文章中，全球化已被假定为更深层次的劳动力空间分化。亨里基茨等人以视听产业为例，提出文化生产实际上是阻止而不是促进全球化的。 3.4文化产业集聚体/集群的实证研究 3.4.1生产网络 关于集聚体/集群的生产网络，早在20世纪80年代斯多普和克里斯托弗森对好莱坞的系列研究中就有涉及[2，3]。当时他们提出，好莱坞已由典型的垂直一体化制作系统转向垂直分离的生产复合体，新好莱坞已变成了小型的弹性专业化企业形成的生产网络。 斯科特认为他们的研究过分强调了生产网络中小企业的作用[22]，忽视了好莱坞中的大型公司的存在，在好来坞的生产网络中存在一个三元的体系：除大型公司和完全的独立制作公司外，还有游离于独立公司和大型公司的辅助公司之间的混合型公司。部分实证也表明生产网络中存在明显的二元体系。在巴斯特(Keith Bassett)等人研究的英国布里斯托尔自然历史电影制作集群生产网络中[23]，BBC的自然历史部NHU(即Nature History Unit)组成了集群的部分研究还表明，生产网络具有可复制性。比如寇伊(Neil M. Coe)对温哥华的电影产业集聚体的研究表明[24]，温哥华的电影产业集聚体基于好莱坞的“出逃制作”而形成，处于好莱坞中的地方小公司的生产网络(如斯多普和克里斯托弗森所描述)被复制到温哥华，形成了混合生产集群，它也是好莱坞的卫星生产地，但却是基于联合和先进的小公司生产网络形式。 3.4.2创新网络 寇伊在分析温哥华的电影产业集聚体时，较多地关注了创新网络。在其系列研究中[24-26]，寇伊引入了根植性(embeddedness)的概念。寇伊认为，温哥华的制片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他们同时动员了本地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人际关系网。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背景和结构限制，它们互相联结、互相组成。温哥华的电影产业正是根植在这三个层面的人际网络关系之中的。 相对于寇伊的“根植性”概念，格拉勃赫(Gemot Grabher)则提出了“创意生态(Ecologies of Creativity)”的概念[27,28]。格拉勃赫用这个概念论述了广告业集群中的项目导向(Project orientation)的协作发展。项目导向的合作关系，通过反复的合作演变为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区位和团体网络从这些项目中激发了本质的资源，这实际上也是广告业中的创新网络的整体展现。 3.5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 3.5.1“创意场”(Creative Field)” 斯科特“创意场”概念来源于他对音乐产业的研究[29,30]。斯科特提出[31]，创意场的概念可以被用于描述社会关系的任何体系。狭义的来理解，他认为创意场表现为产业活动和相关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形成了交互作用的地理网络，网络则产生了多样的企业和创新产出，具体如如图2所示。 图2中，符号t表示时间，箭头表示企业内部联系。最初的创始公司是其后续发展的导火索，有组织的制作网络逐步形成，因为集聚经济扩大，它们不断地被锁定在原来区位。同时，随着集聚的加强，已在网络中的个人容易观察到出现的机会，并持续推动其向前发展。 3.5.2风险与信任 “风险(Risk)”问题在近期的西方社会科学中，主要强调从现代性转型到后现代性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性。  图2企业交易网络的垂直和水平的发展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evelopment of a Network of Inter-establishment Transaction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1]。 班克斯(Mark Banks)等人将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引入到文化产业发展的机制分析中[32]，他对风险与信任的理解主要基于企业和企业主。对文化产业企业而言，首先是要应对风险，包括企业刚起步和企业扩张阶段的风险。对于企业主来讲，通过使用交流、社会网络、集群、知识专家、可靠的顾客和委托人，确保文化和经济价值可以附加到特殊的产品或项目，以此减少风险。艾金史密斯(CarolEkinsmyth)分析了杂志出版业中项目导向的协作中，企业与项目参与人之间的风险转移[33]。 3.5.3城市的多要素机制 如果说“创意场”以及风险与信任都是从文化产业内部来分析的发展机制，部分学者则从城市外部环境来分析。 约瑟夫(Shahid Yusuf)等人强调了城市外部环境六要素机制[34]。兰德里(Charles Landry)则提出需要创意设施的硬件与软件的结合，相关的软件设施包括：高技能和高弹性劳动力；活跃的思想者、创造者、执行者；大量的正式、非正式智力设施和一些老牌大学；阐发个性的空间；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强烈交流，以及全面的应用于社会或经济目标的企业文化[35]。 3.6信息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3.6.1新媒介产业的出现 信息技术给文化产业带来的首要影响，就是造就了新媒介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区位对于传输原材料到生产、传输货物到市场的限制，似乎变得不再相关。这就是新媒介产业中“地理之死”的论据。 普拉特认为[36]，新媒介产业中，非贸易交流的形式和实践十分重要；特别的，正式的、非正式的面对面的交流十分需要。在学习、创新、契约、就业中，实体的接近是很必要的。普拉特认为，所形成的社会氛围作为特殊的社会-空间网络，实际上是决定新媒介活动区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地理空间”在21世纪仍然起作用。 3.6.2信息技术对于文化产业产品、发行的冲击 在信息技术对文化产品的冲击中，音乐产业较为典型。 萨德勒(David Sadler)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音乐的版权保护越发难以得到保障[37]。当前电脑制作、有线和电信公司的共同介入，对版权造成了更多的混乱；如何准确地定义版权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网络发行冲击音乐产业版权的问题，莱申(Andrew Leyshon)则有不同的看法[38]。他认为，新的软件格式和网络发行体系只是补足、而不是破坏现有的音乐产业结构。技术的发展，实实在在地造成了音乐危机[39]。尽管如此，莱申等认为，传统的音乐产业模式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当前音唱片公司如果不对现行的商业模式进行重组，则很难长期应对这场危机。 不过，从鲍尔等人的研究来看[40]，面对这些危机，音乐产业也正在发生转型。在斯德哥尔摩这些城市中，出现了混合型的音乐市场战略，这种战略正有效地将信息技术与音乐相结合起来。 3.7文化产业管治的研究 3.7.1文化产业管治的理论研究 普拉特系统地分析了文化产业管治的可能实施形式[40]，具体如表1所示。  表1中，模式1和2(对应于格子1和2，下文同)管治的形式空间等同于国有化或者是国家所有，这是经济管治的常规形式，但主要基于国有制或公有制，现已被大多数政府所拒绝。模式2和3，这是国家保护主义的政策空间，这种管理形式在经济领域被使用，但主要立足于国家的战略保护，如纯艺术政策中—国家艺术战略、国家博物馆等等。 模式7和8是私有化的管理形式。在大多数国家，这是应用于流行音乐、电影以及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电视、电脑游戏和多媒体的管治模式。模式8和9则论述了至今相对处于忽略的领域，本质上由一个交换的形式的密集社会组织组成：就是所谓的“部门管治(Sectoral Governance)”，以强烈的社会和政策运作为前提。 模式4到6是未测试过的管治形式，可能是很有用的。普拉特认为，如果这种自组织管治被认可的话，则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公众参与的新制度，并且需要紧紧地立足于本地层面且嵌入文化活动的所有领域，否则难以得到持续。 3.7.2文化产业管治的实证研究 普拉特的文化产业管治模型是较为理想化的，实际中管治的应用往往是若干模式的交叠，基本可归为两类。 一类是倾向于强化政府介入模式。 在布朗(Adam Brown)等人所研究的英国谢菲尔德和曼彻斯特两个文化区的发展中[42]，前者主要由政府牵头，对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积极提供；后者的发展则主要源于当地的由商人、居民、工人组成的一个社团组织。布朗等人在肯定曼彻斯特私人组织建设地方网络作用的前提下，认为政府的不干涉不再是一个好的选择。鲍尔等人从瑞典的三个文化产业集聚体发展中[43]，阐述了他们对于管治模式的观点。 另外一类是倾向于弱化政府介入模式。 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的设计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尽管也介入了对产业的扶持，但并不是直接的干预，而是通过成立一些政府监管的社会组织，间接地参与到对产业的制度的建设中。里斯利(Deborah Leslie)等人认同的这种发展模式[44]，最主要地是以密集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为主，政府只起到了间接的介入形式。 在对香港电影产业的研究中[45]，江莉莉认为，香港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的经济潜质。但是，社会联系和信任不是可以通过立法和执行规划达到的，文化政策寻求强调文化产业的社会基础的功效是有限的。 4对现阶段西方地理学界相关研究的评析 4.1研究特点 4.1.1研究群体以经济地理学者为主 一方面，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经济地理学者对之的积极回应，促发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直接导致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家对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空间格局作用的相关研究。特别地，加州学派将“垂直分离”与“弹性专业化”的机制分析引入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加州学派的研究得到了西方地理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也激起了其他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热情。 另一方面，部分经济地理学者的研究被政府予以实际采纳，进而制定入文化产业的推进政策中。这些研究得到了相关政府在资金和研究便利方面较大的支持，同时也推进了经济地理学者研究的持续深化[6，46]。 4.1.2研究以电影、音乐、广播电视等产业为主 从西方地理学者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来看，研究视角存在着潜在的“核心产业”。这些产业主要是电影、音乐、广播电视等，相关的实证研究最为广泛。 其中，电影产业出现过三次系列研究，一次是斯多普和克里斯托弗森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好莱坞的系列研究，一次是斯科特在21世纪初期开始对好莱坞的系列研究，另外一次是寇伊(Neil M.Coe)对加拿大温哥华的电影产业的系列研究。斯科特于2005年将自己对好莱坞的研究结合成集，出版了On Hollywood: The Place, The Industry一书。对于音乐产业，鲍尔和吉布森的研究则较多。基本上来讲，这些产业成为研究的核心部分，主要是由少数著名学者深入集中的研究形成的。 4.2研究主要不足 4.2.1地理学的多元性视角有待加强 常规的地理学分支中，除经济地理学之外，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都有相应的研究范式；而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则极大地丰富了地理学的视角。但在现阶段的文化产业研究中，经济地理的相关研究一枝独秀，其他视角关注不足。这些视角的参与，将能极大丰富理论与实证研究[47]。 4.2.2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现阶段文化产业的研究总体上实证研究居多，理论探讨偏少。以文化产业的就业研究为例，众多实证研究得出了诸多规律性的结论，但这些规律只是有限的总结；文化产业集聚体的研究中，学者同样更为关注实证研究，不同类别的产业往往可以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必须承认，文化产业对地理学界而言，还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这也是理论层面难以拔高的现实因素，但这并不能否认理论研究就无所作为。 4.2.3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亟待开展 文化产业的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主要的研究学者也以西方学者居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往往是世界文化产业制作的中心地。吉布森认为[48]，尽管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文化经济越发重要，关于文化经济的地理学知识却倾斜在欧洲和北美，大部分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的都市区(比如洛杉矶、曼切斯特和巴黎)。实际上，这些少数地区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文化产业的“标准化”结论，这是很可悲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吉布森引用史密斯(Neil Smith)的观点[48]，比如运用西方“标准化”的“全球—地方”理论来解释亚洲的文化产业，实际上会将其地域范围关系过分简单化。亚洲文化产业发展表现出来的特性，可能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地方化的表现，而是一种新“区域主义”现象。通过分析亚洲的文化经济和相关的文化特性，有助于超越这些局限，为更好地理解经济、文化关联的区域属性提供帮助。 5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展望 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相对我国而言要成熟很多，但客观上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诸多亟需关注的方面。下文依据对西方地理学界文献的回顾，提出一些有待深化和需要探讨的方面。 5.1文化产业就业的微观属性 西方现有文化产业就业的研究对宏观属性较多，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城市层面文化产业就业的空间分布、就业结构等方面。对于文化产业就业的微观属性，例如文化产业总体或者某一行业就业者的特性，包括局部的空间特征、人口属性特征、就业形式和招募特征、教育与培训、职业组织等方面[49]，目前相关研究极其稀少。 相应地，应进一步从就业者自身角度出发，结合不同的产业实证，总结其共性和内在的就业规律；同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互为补充，互为对照，进而丰富和完善其理论成果。 5.2文化产业发行、消费环节 尽管西方学界对于文化产业发行、消费环节研究较多，但对于西方地理学界而言，其实证研究中则过多地倾向于探讨文化产业生产环节。文化产业的发行与消费环节研究，还有待于地理学者予以更多关注，从全球到国家、区域再到地方层面，这些空间属性的加入，对于充实现有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50]。另外，在发行和消费环节还涉及到版权、知识产权问题。目前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相关的研究，仅有的实证都集中在音乐产业的少数案例中[37]。这些不足方面，都应成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侧重点。 5.3产业集聚体/集群多类型的实证 西方地理学界对集聚体/集群“生产网络”和“创意网络”的研究中，选取的案例往往发展得较为成熟和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文化产业集聚体/集群=完善的生产网络+完善的创意网络”。对这方面研究的补充和完善，可以通过选取发展成熟程度各异的案例，分析其生产网络和创意网络的现状，分析其机制与问题。 目前西方地理学界对产业集聚体/集群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文化产品制造业，相比之下，博物馆集聚体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较新颖的方面；另外，随着西方城市更新导向的文化战略的发展，诸多以酒吧、戏院、艺术走廊形式的“都市文化区”发展异常迅速，这都将日益吸引研究者的目光。 5.4文化产业低效/无效管治的实证 普拉特在文化产业管治的研究中，初步引入了对管治理论的探讨。但这是一个初步框架，还需要实证的补充与理论的完善。在探讨有效的管治手段之时，需要从无效或者低效管治中吸取经验，继而反馈到理论中。学者们往往过多的关注实效性，这方面容易被忽视。波拉德(Jane S.Pollard)在对英国伯明翰的社区改造以联动方式发展珠宝业研究中提出[51]，城市再生战略和包装方式会最终破坏该区的生产网络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6结论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西方地理学对文化产业研究的萌芽阶段，研究较多关注产业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型，研究则仅限于部分产业的实证。 现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了西方地理学界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群体以经济地理学者为主，研究所涉及的产业主要是电影、音乐、广播电视等产业。这一时期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主要有七个方面：文化产业的就业地域特征，文化产业对区域和城市的影响，全球化与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集聚体/集群实证，文化产业的发展机制，信息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文化产业管治的研究。 现阶段的研究还存在多元性的视角不足、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开展不足等问题。对于在今后阶段还需展开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如下：文化产业就业的微观属性，文化产业发行、消费环节，产业集聚体/集群多类型的实证，文化产业低效/无效管治的实证等方面。 【参考文献】 [1]Scott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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