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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缅甸国土接壤，交往历史长达两千余年，两国人民自古以“胞波”（兄弟）相称。中缅交往始于秦汉，历朝各代各有发展，但在清缅战争之后，两国友好关系以及互市贸易均到达顶峰。邻国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研究的热点，研究清缅交往的学术成果众多，关注焦点大致集中在缅甸华侨、宗藩关系、清缅战争、贸易关系、文化交流五个方面。 关键词：清朝；缅甸；交流 缅甸，中国文书汉称掸国，唐称膘国，宋称蒲甘，元称缅国，明始称缅甸。中国与缅甸，山水相连，民族相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情谊深厚。作为中国南部的重要邻邦，西部地区最近的出海口，缅甸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加强对外联系与合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总结中缅关系兼具学术和现实意义。中缅交往始于战国秦汉时期，隋唐进一步发展，元明时期交往更为频繁，清乾隆时期爆发了影响深远的清缅战争，战后两国友好关系以及互市贸易均到达顶峰。可以说，清朝是中缅关系发展历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目前学界研究清缅交往的成果还是不少的，学者们对中缅交往基本史实的阐述一致，但研究的阶段和研究角度各有侧重。本文总结了缅甸华侨、宗藩关系、清缅战争、贸易关系、文化交流五个学界研究重点，分章分节阐述，以期为学者们提供相关参考。 一、缅甸华侨 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2]，此书开篇便是由陈炎撰写的《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此文作者陈炎另有一篇文章《古代中缅文化交流》[3]，探讨了中缅自古以来的交流）。何芳川2008年的著作《中外文化交流史》[4]可以看作周编本的学术传承[2]，在其书的第九章详述了中缅文化交流。 两书都着重关注清朝的旅缅华侨问题。但何芳川教授对旅缅华侨的分类比较细致，认为清初追随永历帝入缅避难以及随吴三桂入缅“迎帝”的部分官兵滞留缅甸，形成早期的旅缅华侨；清初一些南方省份的贫苦农民由于生活所迫，到缅甸寻找生路以及中缅战争后流落缅甸中国人形成了另外两批旅缅华侨。周编版对旅缅华侨的分类虽不详尽，但重点记叙了“桂家”和“敏家”两个旅缅大族的兴亡，两书互补，对清朝旅缅华侨的记载更加系统。 对于一些学者提到的缅甸移民大族“桂家”，复旦大学杨煜达有不同看法。他通过对涉及桂家的中文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分析，在论文《桂家事迹新考》[5]中提出：清代的实录、档案等大量的史料都说明桂家是“夷人”，并非华人移民集团。而且从史料中对大山银厂的记载来看，桂家也没有据银厂采银。桂家最后归附中国，被安置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和云南楚雄。文章观点新颖，引证细致，资料具体，可供学界参考。 研究旅缅华侨的论文还包括《试论清前期缅甸华侨的骤增》[6]，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战乱及三藩之乱、改土归流、中缅冲突导致了中国军民落藉缅甸的增多；清初的移民垦殖政策、中缅边贸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缅王朝奉行的政策促进了中国商民大量移居缅甸。清前期缅甸华侨骤增十余万之众，聚族而居为其分布特点。杨万秀《清代缅甸华侨》[7]与其他学者研究的角度不同，将清代缅甸华侨在商业上的作用重点讨论，似乎还是先例。陈丙先《中缅经济文化交流史中的和顺人》[8]同以往研究缅甸华侨的文章不同，作者单以和顺人这个相对范围较小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和顺缅甸华侨入缅原因、路线、历程以及对中缅交往所做出的贡献，研究的内容显得更为细致，这种从小群体展开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研究清朝旅缅华侨的学者都认同缅甸华侨对中缅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华侨们将中国的矿产开采、冶炼、农耕、工艺等技术以及艺术、信仰等传入缅甸，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生活，促进了两国的交往。 二、宗藩关系 学者王婆愣在1941年出版了专著《中缅关系史》[9]，此书引证大量文献材料，细密地叙述了中缅两千年的交往历史，对清朝和缅甸的战和关系记载较为详细，分章节考证了清缅之间较为重要的战役和遣使互通的记载。中山大学余定邦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缅关系史》[10]。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自秦汉到新中国成立后与缅甸的国家关系。对清初永历帝入缅避难、清缅战争及战后友好关系的重建做了系统的叙述和考证。此书对清缅之间的重大史实叙述得条理分明，始末俱全，若能将此书与王愣婆的《中缅关系史》结合起来阅读，对清缅交往的把握能系统但不失重点。 除了上述两部著作论及清朝与缅甸的交往，还有其他研究成果可供参考。杨煜达《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指出清前期为维护西南边疆的和平稳定，奉行了以安边保疆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并在缅甸内乱时期严格保持了中立。虽然安边保疆的政策在后期的执行中偏向软弱，但总的说来，对西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和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作用[11]。 赵玉敏《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对清缅形成宗藩关系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清初缅甸东吁王朝拒绝向清王朝臣服；乾隆时期，缅甸因内忧外患的加剧重新向清王朝入贡，其媒介就是边境地区矿丁吴尚贤的劝说；1752年东吁王朝的猝死令新建立的中缅宗藩关系流产。作者认为：中缅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了清代中前期双方国力对比和内外环境的变化[12]。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院的何瑜、张波在《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一文中，提出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但最终在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作者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13]。 杨煜达《藩属体系下的礼仪之争——老官屯和约考略》[14]考证了清缅战争之后签订的《老官屯合约》。文章最吸引人眼光的部分在于：作者提出，缅甸“臣服”于清朝，仅仅是因为中缅贸易对于缅甸社会经济的意义较之中国边疆地区更为重要。缅甸作为强盛的封建帝国自身来说，虽然在礼仪方面实际屈服于清王朝，但在其本国记载和实际的认识中，并不自认为是清王朝的藩属。中国和缅甸的宗主——藩属关系，长时间说来，仅仅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纸链环。这与以往学者对清缅宗藩关系的认识可以说十分不同，一定程度上来说，杨煜达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三、清缅战争 清缅战争是论及中缅关系史时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此影响深远的战役的研究是比较多的。 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15]对清缅战争的原因、三次主要战役及其结果做了详细的阐述，资料翔实，引证得体。任燕翔《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述论》[16]分对缅战争前、中、后三个阶段来阐述乾隆时期清朝对缅的政策，并分析政策的成因、内容及影响。文章格局清晰，对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罗庆泗《乾隆征缅善后措施的检讨》一文，论述清朝征缅战后议和及清政府善后恢复政策。文章认为清朝以“盛世”之国力却无奈偏居南隅之鱼脯小国，足以表明18世纪中叶清代社会的繁荣只是一种虚幻的“泡沫现象”[17]。朱亚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18]通过清缅战争略见清政府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得失。作者分析，清政府的妄自尊大使其丧失战争先机，忽视与其他国家民族联合的重要性；而闭关锁国又对世界发展形势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当时东南亚各国国情缺少充分了解。这一切都造成清政府战争的失利和最终崩溃。 四、贸易关系 除了旅缅华侨、清缅藩属关系及清缅战争这几个研究角度，清缅贸易交往也是受到学者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孙来臣《明清时期中腼贸易关系及其特点》一文中[19]，作者利用中、英、缅三种文字材，详细论述明清时期中缅的贸易关系，并通过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比较，阐明清缅贸易关系的特点，文章认为特点有三：清缅贸易量增大、华侨活动的范围和规模扩大、西方殖民地渗入中缅贸易。并指出中缅的经济交流对于促进两国的文化、科技、医学等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文章引用大量中缅贸易数据和一些外文资料，功底很扎实。 冯立军《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20]分析了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的概况和明清政府对滇缅贸易的管理情况，说明了滇缅贸易是随着中缅关系的变化而或开或禁，其管理亦随之或严或弛。 李涛《论清代前期对缅贸易政策及管理》[21]一文对清政府为管理滇缅贸易设置的专门机构、具体的管理措施做了阐述。 另外，如果众位想做一些关于缅甸的研究，《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上中下三册）[22]是可供参考的文献。 五、文化交流 王婆愣《中缅关系史》，对缅甸五次遣使访清做了分别的记载。抛开使者的政治使命不谈，缅甸使者带来象征缅甸本土文化的玉石佛像、象牙等，带回汉文典籍、丝绸等中国特色物品，清缅互遣使者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现象。 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提出，清政府设立的四译馆（明代设立，称为四夷馆，清代改称四译馆）中的缅甸馆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缅甸语翻译人才，打通了清缅两国文化交流的语言阻碍，是值得高度评价的。何芳川教授还特意提出明清时期在缅设立的教育机构，解决了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在中缅文化交流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朝和缅甸维持了相当时间的友好往来关系，中国文化对缅甸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795年缅甸来使中有名叫孟干的，多次访问中国，精通汉语，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朱子全书》和李时珍《本草纲目》等大批古籍带回缅甸，有利于中缅文化交流。”[23]除了在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影响，缅甸的宗教信仰也是深受中国影响的。陈炎提出：缅甸的大乘佛教思想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的。大乘佛教起初在云南大理鸡足山盛行，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后，这一教派大为发展，拓展至缅甸。日本学者铃木中正和荻原弘明也都认为信仰弥勒佛的大乘教义，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缅甸的[24]。 文化交流是一种交互现象，而非单向的传播。在中国文化影响缅甸文化的同时，缅甸文化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缅甸产玉石，而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缅甸玉佛传入清朝者不计其数。陈炎在《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中列举了五台山广济茅蓬大玉佛、峨眉金顶玉佛等现存的明清时期由缅甸传入的玉佛，以说明清缅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兴盛。 就目前研究清朝中缅关系的成果来看，是算不上全面丰富的。清朝时期，缅甸和中国的国力对比不同于往常，所以清朝与缅甸的宗藩关系受到挑战。虽有学者关注到了这一点，但更深层次的内涵还有待发掘。其次，清朝时期，西方殖民主义已经悄悄渗入亚洲地区，在这种特殊因素的影响下，清朝与缅甸间的交往呈现出新特点。虽有学者偶尔提及，但针对新特点的具体研究成果尚未出现。再者，中国学者们普遍引用实录、文人记载、官方档案等本国文献资料来展开研究，少有学者能利用缅甸的文献资料展开论证，虽然有语言隔阂，但是相信，缅甸藏有的文献资料一旦利用起来，肯定能发掘新的研究视角和成果。 参考文献： [1]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11. [2]马克垚，郝斌，林被甸.《中外文化交流》评介[J].世界历史，2009，（1）. [3]陈炎.古代中缅文化交流[J].世界历史，1979，（06）. [4]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册）[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5]杨煜达.桂家事迹新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3，（4）. [6]陈俊.试论清前期缅甸华侨的骤增[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9）. [7]杨万秀.清代缅甸华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1）. [8]陈丙先.中缅经济文化交流史中的和顺人[J].东南亚纵横，2009，（8）. [9]王婆楞.中缅关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1. [10]余定邦.中缅关系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11]杨煜达.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3）. [12]赵玉敏.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J].大连大学学报，2012，（2）. [13]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J]江海学刊，2007，（2）. [14]杨煜达.藩属体系下的礼仪之争——老官屯和约考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9）. [15]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中缅边境之役[J].四川大学学报，1988，（2）. [16]任燕翔.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述论[D].济南：山东大学，2007. [17]罗庆泗.乾隆征缅善后措施的检讨[J].三明职业大学学报，2000，（3）. [18]朱亚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J].东岳论丛，1993，（1）. [19]孙来臣.明清时期中腼贸易关系及其特点[J].东南亚研究，1989，（4）. [20]冯立军.论明至清中叶滇缅贸易与管理[J].南洋问题研究，2005，（3）. [21]李涛.清代前期对缅贸易政策及管理[J].华东经济管理，2012，（11）. [22]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3]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M]//.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4][日]铃木中正，荻原弘明.贵家宫里雁和缅甸华侨[C]//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三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