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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意义，在历经了8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能够清晰体认了。但整理国故并非只是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也是一本厚重的启示录，其发生的动因、整理范围的体认与多种方法的探索，对于当下学术研究、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仍然不无启迪。 一、文化转型之际必然向传统溯源 整理国故何以能在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1919年悄然发生，在新文学呈现第一个波峰的1923年前后进入高潮，文化转型之际向传统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资源实为重要的动因。 还是在国粹概念尚未引进中国之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诒让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国故研究实践。伴随着晚清启蒙运动的发展、西方思潮的渐次引进，国故研究热潮亦不断高涨。 国学不仅凝聚着民间知识分子的心血，而且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关注。尽管民间与官方、革命派与维新派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上却达成了共识。因为，国学研究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惶惑不安的士人心理，到底不失为一种温馨的抚慰，也给爱国情愫与种族革命激情的培育增加了催化剂，并且海外影响与时代的逼促也使得国故的重审带有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西方思潮铺天盖地，激进者难免对传统文化有些偏激之词，甚至在语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一时间大有横扫国故之概，这使一些人感到震惊与恐惧，情不自禁地以传统文化的护卫者与继承者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傅斯年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思潮的整体框架加以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学作家积极投身其中。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与承传者，与中国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即使是激进派，传统文化也已成为其精神结构的重要因子，在反传统时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汲取力量；当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在感受了迎接异文化的新奇和破坏旧文化的快意之余，他们不能不感受到文化认同的困境，“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困惑便与此有关。激进派渐渐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虽然可以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与启迪下发生革命性的飞跃，但不可能离开传统底蕴的支持，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新文学新文化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向民族传统回溯。 整理国故不是几个人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个人行为，而是诸多文化派别的共同行为；不是突兀而起的偶然现象，而是文化、教育、心理、文学等多方需求的必然结晶；不是什么人借此来阻碍新文化乃至社会改革的消极性策略，而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整理澄清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民族传统的历史进步。无论是就民族心理而言，还是从文化演进来说，整理国故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传统的溯源不仅给转型期痛苦与困惑的民族心理以安慰，而且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动力资源。小说、戏曲地位的飙升，为新文学四大文体门类的确立铸定了半壁江山。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被纳入国学范畴加以系统的梳理与理论的阐发，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的支持。传统文化的重审，给整个新文学阵营以深刻的提示，使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自觉地从传统中汲取养分。 每逢文化转型之际，都会出现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溯源的文化思潮，前有清末的国学运动，后有8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其背景与动机均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相类。 二、拓展视野才能保持国学的生命力 胡适在总结三百年来国学研究的成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整理国故指出三个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系统”与“比较”属于方法范畴，第一条则属于对象范畴。扩大范围，意味着庙堂的文学可以研究，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 较之晚清的国学研究，“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对象范围大为扩展，除了以“经史之学”为中心的传统国学之外，还开辟了明清档案、野史、杂史、方志、谱牒、笔记、金石、刻文、考古发掘、方言调查、民俗学、俗文学等广阔领域，把古代文献与口传文学、正统的典雅文学与民间的通俗文学、悠久的传统与其现代的发展一并纳入国学研究的空间，为20世纪乃至今日的学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文学观念中，词曲小说一向被人鄙视为小道末技，在文学殿堂里只能叨陪末座。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西方文化的涌入，词曲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被重新估定，渐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独立的地位。诸多词曲翻刻本纷纷问世，学术研究也予以关注，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王国维与吴梅，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戏曲考源》、《宋元戏剧史》，吴梅的《顾曲麈谈》、《词余讲义》等。19世纪末期以来，古佚小说的发现和翻印，给文学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材料。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则应归功于整理国故，如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加以校读标点、考证批评。小说史研究，也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大纲》、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等。敦煌俗文学在历经劫难之后，得到高度重视。 民间的口头文学也得到高度重视。1918年2月，北京大学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同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发表歌谣。1920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教师又组成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也归并进去，成为与考古、风俗并列的研究室，整理歌谣工作，纳入整理国故的范畴。 传统不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延伸，有淘汰扬弃，也有汲取更新。国学的对象不应仅仅限于国故，而且还应包含国故的衍生形态与现代的新生事物。“五四”时期扩展了的国学范畴，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国学打开了大门。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一波启蒙浪潮的渐次落潮，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多种国学丛书相继问世，学术界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之声，仿佛“五四”开启的新文学、新文化是国学的对头、甚至是罪人。90年代，有学者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把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学术研究纳入国学框架。2005年起，王富仁主编的《新国学研究》第1—3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旗帜鲜明地倡导与推动新国学研究，以切实的研究回应对新文学与新文化的责难。这种扩大国学研究范围的思路显然是整理国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必将裨益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面阐扬与不断发展。 三、继承朴学、借鉴西学与会通创新 整理国故是多种文化派别的共同行动，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大致可分为泥古、疑古、释古三派。 国故派可称为泥古派，其研究多为版本校勘、真伪考辨、错简订正、修辞及用语分类、字义辨析、音韵举例、经典引申等，基本承袭传统，以朴学功底见长，而个性化的创新不够。 然而，要全面而准确地认识与阐扬国学的价值，仅用传统的朴学方法显然不够。整理国故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借取西方自觉的科学方法。在这方面胡适的意识最为自觉，他以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及历史进化论烛照并融会朴学传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就是这种烛照并融会的结晶。 疑古思潮当然并非没有瑕疵，如胡适对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的判断，绝对化地否定了文言文学的生命价值，也忽略了文学史上文言占主流的实际，当时即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今天以历史主义眼光来看确有偏颇之处；顾颉刚最初训禹为蜥蜴（“禹是一条虫”），引起一片哗然，反对之声十分强烈，他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假说。但是，“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潮却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定历史作用。它向素来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经典、礼教乃至中国古史系统发起全面挑战，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动。而且由整理国故推向高潮的疑古思潮，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情绪色彩浓郁的批判，而是在学理性的考证、辨析、论证中不断推进。疑古思潮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了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打破了伦理、文学等方面的许多陈旧观念与学术范式，从而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寻找历史根据的空间。 如果说胡适代表了疑古派的话，那么，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学者则是释古派的代表。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个超乎学术流派之上的特殊人物。他早在20世纪初就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史界革命”，致力于新学的介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前驱之一亦不为过。如果说疑古派勇于证伪、不惮于破坏旧物的话，释古派则更倾向于证实，乐于以创造性的劳作填补学术空白。清华最初作为留美预备校而创办，与一般学校相比，外国教职员和西学课程比例较大，因而借鉴欧美学者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实证方法，对中国文化作精密与系统的研究，成为国学研究院的浓郁氛围。陈寅恪学问渊博，造诣深厚，属大器晚成之人，学术成果多在30年代以后。整理国故运动期间，最能代表清华释古姿态的要数王国维。我们很难指出王国维对于旧物破坏了什么，但很容易说出他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业绩。 学衡派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潮头持批评态度，但在整理国故上却是积极参与者，就方法论而言可以归为释古派。吴宓、陈寅恪既是清华人、又属学衡派自不必说，学衡派成员多有留学经历与外语背景，所以在治学方法上具有开放性与创新性。 如前所述，国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于千姿百态的国学对象，并没有一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从整理国故业绩突出的学者与学术生命力长久的成果来看，最好的方法是在融会中西方法的基础上富于灵性的个性创造。 整理国故的实践已经证明，国故不只应该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烛照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观照自身的光源成分；但无论是朴学，还是西学，都没有能够切合一切对象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在博取杂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充满个性的感悟与智慧的提炼而获得。这样，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也才有望早日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世界学术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