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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A Research Review of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on Famine Relief 【作者简介】卜风贤(1966-)，男，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灾害史研究，陕西西安710062；邵侃，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专业博士研究生，陕西杨凌712100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术界在对中国古代救荒书的认识和整理、研究方面作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并在救荒书的概念界定、古籍整理、分类研究、著者研究、救荒思想研究、救荒减灾技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颇多论著。但是，由于受史料的分散零乱以及灾害学学科分化不完全等因素的制约，救荒书的专题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唯考其成果，多呈单篇独段，鲜有全面深入的宏卷巨帙，今后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古代救荒书的系统化研究。 【关 键 词】中国古代/救荒书/整理与研究 中国古代救荒书是研究古代灾民生活和抗灾救荒工作的宝贵资源，其流传和存世的资料分布广泛，为数众多。我国一些农业历史专家、历史学家着重研究了部分重要的代表性救荒书且颇多创获，但是，由于我们对救荒书的理解和研究长期呈现分散零乱态势，今后迫切需要加强对古代救荒书总体性的系统研究。 一、救荒书概念界定 要对古代的救荒书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应该对救荒书的概念和范畴进行严格的界定。高建国在《灾害学概说》(《农业考古》，1986，1～2)一文中把救荒书定义为“以救荒为目的的专书”，并列出了由宋代至民国的救荒书目，约41种(其中不含捕蝗书，作者认为捕蝗书可算作救荒书的一种，然而比较专业，与直接救荒有一定距离，故未列入救荒书目)。这可以说是关于救荒书的较早的研究和界定。此后，研究救荒书的虽多有人在，但对其概念却鲜有界定。 卜风贤在《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古今农业》，2004，2)一文中对救荒书给予了明确地解释：后人用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在灾年荒岁人们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便成为救荒书。卜文还对中国古代救荒书严格分类，依据救荒书内容主题将其划分为救荒总论类、荒政类、农艺类、治水类、漕运类、除虫类、野菜类、历象杂占类等八大类目。中国古代救荒书约280部，其中包括总论类70部、荒政类71部、农艺类18部、治水类47部、漕运类15部、除虫类24部、野菜类9部、历象杂占类26部。 二、救荒书的研究 除了古籍的出版整理之外，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救荒书研究的论文著作显著增加，其研究主题直关救荒书的内容探讨、版本鉴定、史料价值评估等多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救荒书的全部类型。 (一)荒政类 荒政为凶年饥荒时国家针对灾荒对于国家、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而采取的各种救济灾荒的措施。荒，凶年也。郑司农云：“救饥之政十有二品。”《广雅·释话》：“品，式也，谓救饥所行之政，有此十二事，豫设为品式也。”贾公彦疏：“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者，谓救荒之政也。(《周礼·地官·大司徒》)所以荒政即凶年救饥之政(郑司农)或救荒之政(贾公彦)。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以农立国而又灾荒频繁的国度，荒政就成为封建国家的基本社会职能之一，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持再生产。据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中统计，荒政类救荒书约有71部，约占救荒书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其分量。近些年来，在救荒书中的荒政研究上的代表性著作有： 王世颖《中国荒政要籍解题》(《社会建设》，1948.4)；李向军《宋代的荒政与〈救荒活民书〉》(《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4)；陈采勤《试论〈周礼〉的荒政制度》(《学术月刊》，1998.2)，文章先是介绍了《周礼》中礼仪、祭祀、经济、政治行为方面的荒政制度，继而又论述了《周礼》与先秦及后代荒政制度的关系，认为《周礼》荒政制度大都可以和先秦别的典籍相互印证，说明《周礼》的荒政制度不是无根据的臆造，而是对实际存在的救荒措施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并为后世所承袭；郭文佳《董煟〈救荒活民书〉的价值与历史地位评议》(《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8)，文章介绍了《救荒活民书》的主要内容以及其中体现的董煟的救荒思想，在《救荒活民书》中记载了从先秦到南宋的救荒概况，董煟提出了一系列救荒策略，列举了宋朝士大夫的救荒实例，在其归纳的救荒措施中，他论述最多的是常平仓、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这五条，作者认为《救荒活民书》是中国古代荒政的滥觞之作。 除此之外，关于不同朝代荒政研究的论著也颇多：李亚光《战国时期荒政的特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文章先是对荒政含义给予界定，然后介绍了战国时期荒政的特征，包括以防灾为主要内容，救助没有春秋时期明显，荒政法制化和荒政理论巨大发展几个方面。陈业新《地震与汉代荒政》(《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文中叙述了两汉震灾的状况，分析了灾异说对两汉政府实行救灾政策的影响，阐明了两汉的救灾具体措施及其社会效果。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荒政述论》(《许昌学院学报》，2004，4)，文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实施的重农政策、仓储政策、水利政策以及诸如除害灭灾、蠲免、赈济、调粟、养恤、节约等具体的救荒措施进行了介绍。王先进《唐代太宗朝荒政述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3)，文中论述了唐太宗统治期，唐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防灾、救灾、恢复措施。康宏《宋代灾害与荒政论述》(《中州学刊》，1991，5)文中对宋代的自然灾害及其救济情况作了简略论述。叶依能《明代荒政述论》(《中国农史》，1996，4)文中对明代荒政特点、救荒措施、荒政评价等方面做了论述。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该书从清代的灾况入手，把清代的荒政概括为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措施、备荒措施三个方面，同时论述了荒政与财政的关系，对清代荒政作了整体评价，可谓荒政研究中的拓荒之作。李向军的《试论中国古代荒政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2)则按照时间序列对中国古代荒政的发展做了一个宏观把握。 (二)农艺类 农艺指农业生产的原理和技术，主要内容为大田作物的栽培、育种、土壤管理等。中国的传统农艺是以经验和手工劳动为基础，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据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古今农业》，2004.2)中统计，农艺类救荒书约有18部。 明清时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新种作物的引进上，因而陆熠《甘薯录》、李遵义《种薯经证》、陈世元《金薯传习录》等讲述甘薯种植和救荒的著作接连出现，显示了甘薯种植在农业减灾技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前些年，这方面研究也比较多：吴德铎《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文物》，1961，8)，文章主要是介绍这一有关甘薯的重要古籍。吴德铎《对〈金薯传习录〉的再认识》(《金薯传习录》影印本前言)，作者认为《金薯传习录》的史料价值，世罕其匹，《金薯传习录》内容广泛、丰富，其中有关于甘薯传来的最明确、具体的记载，意识到甘薯在解决世界性粮食供应不足这问题上所能起的作用，像《金薯传习录》这样的有关甘薯的史籍，在目前还没有第二部。 其他还有：张壳《读〈马首农言〉琐记》(《中国农史》，1983，4)。董恺忱《〈马首农言注释〉的评价》(《农业考古》《2001，3)，文中作者从选题、出版方面对《马首农言注释》做了客观的评价，认为本书注释详尽，并且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体现了严谨的学风。李根蟠《〈马首农言注释〉评价》(《农业考古》，2001，3)，作者认为《马首农言注释》的撰写和出版，对《马首农言》的传播和研究是一大贡献，是研究清代农学史、社会史、地方史的一本相当有用的参考书，该书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的文史考据家，书中某些地方的注释和语译尚有可商榷的地方。 (三)野菜类 我国古代自然灾害频繁，灾害之年劳动人民常以采摘野生植物来弥补五谷之不足，充饥活命，甚至正常年景也吃糠咽菜。历代综合性农书间有涉及救荒植物的内容，但对此加以系统记述并出现有关专书者则自明代始。如朱橚《救荒本草》、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这类野菜专书除描述野生可食植物的形态、功效、食用方法之外还配以图画，便于辨识利用。关于野菜类救荒书的研究成果有： 罗桂环《朱橚和他的〈救荒本草〉》(《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2)，文中作者先是介绍了朱橚的生平和《救荒本草》的成书背景，然后主要论述了该书在植物学上的成就。周肇基《〈救荒本草〉的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中国农史》，1988，1)，作者首先介绍了《救荒本草》的作者、内容、版本情况，接着用丰富的实例论证其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作者主要从其内容体例、写作方法入手，说明其通俗性，在实用性和科学性上，作者认为《救荒本草》反映出了我国植物资源丰富的面貌和当时开发利用的实际水平，堪称为十五世纪初期中国的植物志略，还指出了某些救荒植物食之对人颇有裨益，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值得珍视和利用的科学资料。闵宗殿《读〈救荒本草〉(〈农政全书〉本)札记》(《中国农史》，1994，1)，作者发现这个本子和《救荒本草》单行本之间在作者的名字、编排次序、书中的内容存在的差异并进行归纳整理。牛建强《〈救荒本草〉三题》(《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文章从《救荒本草》的作者、成书的社会背景、编撰和价值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对该书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 不难看出，学术界关于野菜书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救荒本草》，关于其他野菜书的研究则比较少见，这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之处。 (四)除虫类 古代对农业生产危害最大的虫害是蝗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治蝗类救荒书积累了古人治蝗的丰富经验，是宝贵的历史遗产。现代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故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面世。 邹树文《论徐光启〈除蝗疏〉》(《科学史集刊》，1963，6)，文中对明代徐光启的《除蝗疏》的来历与内容、独创之处、卓越贡献及缺陷，提出不少有意义的见解，并对由此疏派生出的清代各种捕蝗手册作了系统介绍。王永厚《徐光启的〈除蝗疏〉》(《古今农业》，1990，1)也谈及《除蝗疏》的实用价值。闵宗殿《养鸭治虫与〈治蝗传习录〉》(《农业考古》，1981，1)一文特别介绍了养鸭治蝗的经验和实际运用情况。刘如仲《我国现存最早的李源〈捕蝗图册〉》《中国农史》1986.3)，介绍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捕蝗图册，并将李源的与清代杨米人、钱炘和、陈崇砥所著的三种捕蝗图册作对比论述。彭世奖《治蝗类古农书的评介》(《广东图书学刊》1982，3)，作者对宋以后的捕蝗专书或古农书中的治蝗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评论，重点对清代的治蝗专书进行分类介绍与评介，并在文末绘制的“治蝗类农书一览表”，介绍了29本治蝗著作，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五)其他 关于古代救荒书研究的其他成果还有：王永厚《梁章钜〈农候杂占〉》(《中国农史》，1990，4)，作者认为《农候杂占》一书内容广博，为我们保存、提供了大量农业气象方面的资料，“此书于古今占验之说，凡有涉农候者，无不采录”(梁恭辰·跋)，反映了我国古代在农业气象学方面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但由于受时代、历史条件的限制，书中也掺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孟繁颖、李砚同《从一部〈救荒活民书〉说起——关于市场调节、效率与公平、经济道德的思考札记》(《农场经济管理》，1998，6)，文章从分析《救荒活民书》的救荒措施入手，认为作者董煟的经济观点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当尽可能的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市场，由此而引发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探讨，这无疑是极具时代性的。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古今农业》，2004，2)除了对救荒书进行严格的界定之外，还按时间序列对中国古代救荒书的发展情况进行介绍，对中国古代救荒书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 三、救荒书著者研究 从撰修者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救荒书多属于私修农书，多由私人收集或辑录有关农业生产的材料撰著而成。私修农书的作者有朝廷官员、经营地主、文人学者、村夫野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虽然写作动机各有不同，或为农业生产、或为图名谋利，但客观上都记载了古代大量珍贵的救荒材料。由于作者的学术渊源、身家背景，往往对作品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救荒书著者的研究也不鲜见，但主要集中在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罗桂环《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提到：朱橚是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他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共4种，分别是《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成就最为突出。《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马万明《试论朱橚的科学成就》(《史学月刊》，1995，3)，文中通过对《救荒本草》、《普济方》等专著的研究，论述了朱橚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包括：朱橚是我国利用本草救荒的开拓者，是人类研究植物花器官的第一人，最早探讨地理环境对植物品质的影响等等。王星光、彭勇《朱橚生平及科学道路》(《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文中简要探讨了朱橚的生年、生母、葬地及其跌宕坎坷而又平淡无奇的政治生涯，着力分析了他走向治学道路的因由，其中包括明初灾荒频繁的社会背景，文中还指出，朱橚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重视实验及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也是他取得惊人科学成就的重要条件。倪根金《明代植物与方剂学者朱橚生年考》(《学术研究》，2002，12)，文中提到朱橚利用藩王府的政治优势和经济条件，亲自率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先后编撰了《保生余录》、《袖珍方》、《普剂方》、《救荒本草》等科学著作，其中记述植物414种的《救荒本草》是古代救荒植物的拓荒之作，开启了我国野生食用植物研究的先河，并对国内外本草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其他一些救荒书著者，学术界也结合他们的救荒思想进行研究。李志坚《试论徐光启的荒政思想》(《农业考古》，2004，1)，作者认为，《农政全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徐光启的荒政思想，《农政全书》从始至终都贯穿着防灾、救灾精神，他的荒政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但事实上，“预弭”和“有备”都很难实现，徐光启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的重心落在了灾后的救助上。徐光启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对象，他的荒政思想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附于其它内容而有所论及，缺少专篇的论述，如谢仲华的《论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农史研究》，1982，3)，李长年的《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中国农史》，1983，3)，郭文韬的《试论徐光启在农学上的贡献》(《中国农史》，1983，3)，刘明《论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及其实践——兼论〈农政全书〉的科学地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作者认为徐光启的重农思想，一是“富国必以本业”，二是“水利者，农之本也”，三是备荒救荒应“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 四、救荒思想及救荒减灾文化研究 我国几千年来各种灾害绵延不断，因而对灾害进行预防和救济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人们的一项思考内容，在长期的抗灾救荒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救荒思想，其中包括消极的救荒思想和积极的救荒思想。灾荒史研究者对古代的救荒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评价。 (一)消极的救荒思想 消极的救荒思想主要是天降灾异不抗不救的思想、临灾祁弥的思想等，邓拓先生早已对此进行了分析批评。近年来，有人从文化角度对中国古代消极救荒思想做了评判，形成了独特的救荒减灾文化。如：董晓萍《民俗灾害学》(《文史知识》，1999，1)中提出了“民俗灾害观”的观点，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还没有“生态平衡”、“日照”、“温度”等科学概念，人们一般都运用“神”、“异”、“气”、“候”、“阴”、“阳”等说法，通过履行一系列仪式和启动民间组织的活动，祈福禳灾，成为民俗文化的一种反映，而且认为古人采取的“禳灾”仪式有助于团结村民参加抗灾活动。王晖的《商代卜辞中祁雨巫术的文化意蕴》(《文史知识》，1999，8)也从文化角度对消极救荒给予分析评价。另外，体现文化概念的文章还有：刘少虎《论两汉荒政的文化效应》(《益阳师专学报》，2002，1)，文中认为两汉荒政不但缓和了社会矛盾，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封建统治；而且对整个汉代的社会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丰富和完备了汉代的礼乐文化，促进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发达，并且对科技文化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作者认为，从“五帝”信仰的仪式来看，福州民众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灵，因而可以通过各种巫术和祭祷的方式使这种神秘的信仰意识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慰藉和超脱。在五帝信仰中，人们就希望通过一些驱瘟放洋的固定程式，将人类的本质力量异化到虚幻的神灵上去，从而达到解灾救厄的目的。 另外，周黎的《略论我国历史上的救灾思想》(《文史杂志》，2000，6)，段华明《中国古代减灾思想和政策》(《南方经济》，2000，7)等文中，将灾后救济思想，灾后补救思想都划归为消极的救荒思想，认为灾后救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是被灾情逼出来的，包括赈济论、调粟说、养恤思想、除害论、安辑论、放贷说等，都属于消极的救灾思想，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二)积极的救荒思想 对于积极的救荒思想，人们更是作了全方面的、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荒政思想的研究可谓收获颇丰。有：钟祥财《中国古代的荒政管理思想》(《国内外经济管理》，1990，10)；吴十洲《先秦荒政思想研究》(《农业考古》，1999，1)，文章就“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荒政的主导思想、“圣王”标准和救荒中的“仁政”与“廉政”、荒政中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思想的发轫以及传统荒政思想的深远意义等四个论题进行探讨。周艺、高中华《沈葆桢荒政思想述评》(《柳州师专学报》，2001，3)，作者认为沈葆桢的荒政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清荒政理论体系，而且为今后的备荒救灾活动提供了极强的社会借鉴价值，其救荒措施涉及诸多的方面，从灾前防范到灾后救济，从储粮备荒到以工代赈及发展生产等方面的措施无不体现出沈葆桢的备荒救灾思想与现实社会的统一。王卫平、顾国梅《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中国农史》，2002，1)，作者认为成功的荒政实践是林则徐一生中继抗击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之后的又一个闪光点，在实践中，他提出“与其过荒补苴，何如未荒筹备”的积极主张，创立丰备义仓；灾后注意安定社会秋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剪除荒政中存在的弊端，同时号召地方社会协助政府救灾，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钟霞《论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6)；文中提到，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对晚清严重的灾荒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揭露晚清灾荒产生的社会根源、抗灾能力降低的现实状况，阐发了卓有远见的防灾抗灾的主张，作者认为郑观应的荒政思想对今天防治灾荒与发展农业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其他还有：张建民《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减灾救荒思想述论》(《江汉论坛》，1994，8)，论及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宋元明清近千年间可谓传统减灾救荒思想的集成时期。其间涌现出一批著名思想家和专门著述，如宋之董煟、范仲淹、曾巩、朱熹，元之王祯、欧阳元，明之林希元、屠隆、周孔教、徐光启，清之魏禧、俞森、陆曾禹、杨景仁、汪志伊；《救荒活民书》、《荒政丛言》、《荒政考》、《荒政丛书》、《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等。在继承前代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充实、丰富，形成了系统的传统减灾救荒界想。文章分减灾防灾、备荒、救荒善后三个层次进行论述。潘孝伟《唐代减灾思想和对策》(《中国农史》，1995，1)，论及唐代减灾思想涉及对于减灾的重大战略意义、灾荒的自然成因和社会成因、以及减灾对策的选择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唐代减灾对策主要有十四项，构成四种类型，即灾荒预防对策、灾荒抗御对策、灾荒救济对策和灾后恢复对策。唐代减灾思想和对策，具有系统性、科学性与实用性三个基本特征。赵金鹏、袁德《宋代的商人救荒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1996，3)，提出在宋代，尽管在主导思想上，人们仍然主张政府通过预先储积，建立健全常平仓制度进行救荒，但与此同时，主张商人参与救荒的思想也蔚然兴起，以至于一旦发生灾荒，“今之守令为救荒之策者，不过曰劝分，曰通商而已”。文章先是介绍了商人与救荒的关系，进而对商人救荒进行论述，认为商人救荒思想在宋代的涌现绝非偶然，它是区域性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马玉臣《论王安石的救荒思想》(《抚州师专学报》，1999，4)，作为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救荒恤灾是王安石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文章着重论述了他对天灾的认识及其处理对策，分析了其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关系，并结合实际效果进行简要评价。段华明《中国古代减灾思想和政策》(《南方经济》，2000，7)，文章介绍了古代减灾思想的演变及中国古代的减灾政策，认为其具有集权性、被迫性、治标性的特点，认为中国古代减灾思想和政策是当代减灾不可或缺的借鉴，其重视相互联系的减灾观，对于减灾与社会稳定、发展关系的认识尤具启示价值。 (三)古籍中的救荒思想分析 学术界对古代救荒思想已做了比较全面的审视，既对其积极方面予以充分的肯定，也对其消极方面进行批评。这方面代表作品有：陈业新《两〈汉书〉“五行志”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与认识》(《史学史研究》，2002，3)，文章从灾害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两《汉书》之《五行志》的价值进行了探析，认为《五行志》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其在两汉灾害状况研究、两汉历史气候研究、两汉灾异思想研究，以及反映政府在灾害中的职能与民众灾后的恐惧心理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学界对其文献价值应予以相当的重视。李文海《〈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清史研究》，2003，2)，本文对乾隆帝“钦定”陆曾禹编著的救荒专著《康济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具体的分析。既充分肯定该书倡导的灾荒观的积极意义，论述了该书对历史上救荒实务总结、推广的社会价值，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该书存在的历史局限。《康济录》中有关灾荒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是儒家学说中“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难以最终同封建迷信划清界限，反映出作者在认识问题上的某些谬误和片面。甄尽忠《〈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河南社会科学》，2004，7)，提出《周礼》中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备荒、抗灾、救灾思想，其主要措施有储粮备荒、禳天弭灾、节财省用、减赋免役、调粟赈民等。救荒赈灾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同时，积极鼓励邻里互助，共度灾荒。祁磊《〈周礼〉所见灾荒思想》(《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2)，此文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周礼》中的灾荒思想区分为减灾思想和救荒思想两个方面，二者的区分对中国早期的灾荒思想水平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刘云军《救荒活民书中救荒思想浅析》(《古今农业》，2005，1)，文章对书中提出的较完整的救荒思想，如：预先救济思想；以常平、义仓、劝分、禁遏籴、不抑价等五种救荒方法为主，辅以一系列配套方法的综合救荒措施；救荒过程中的各级行政管理的程序思想等做出分析。阎应福《〈管子〉中的减灾思想探讨》(《中国减灾》，1995，4)，提出《管子》中所体现的救灾思想，是中国早期救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丰富并有特色，其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关于对待凶灾的态度、关于防灾和减灾的措施、救灾措施上的基本思想、重大灾情下的救灾措施、救灾措施上的特殊主张。王文涛《〈周礼〉荒政思想试论》(《齐鲁学刊》，2005，3)，文章认为，先秦时期，我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周礼》中列举的12种救荒措施和6种济贫措施，是先秦时期防灾、救灾经验的总结，也基本上包括了后世救灾赈济的主要措施，其影响十分深远，值得认真研究。 朱熹，中国南宋思想家。其一生专研考证注释经、史、文及讲学，建立唯心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一生著作甚多，有《朱文公文集》、《四书集注》、《朱子家礼》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部。朱熹没有专门的救荒著作，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其荒政思想是中国古代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就曾对他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而今救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两说：第一是感召和气，以致丰攘；其次只有储蓄之计。若待他饥时理会，更有何策？”(《朱子语类》第七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现在一些学者从灾害学角度对朱熹的救荒思想进行研究并与其荒政思想相结合。如：邹杭《朱熹的救荒论与经界论》(《建国月刊》(南京)第10卷，1934.1)；张全明《试论朱熹的社仓制》(《华中师大研究生学报》，1987，1)；贾玉英，赵文东《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9)，文章试图对朱熹安民、恤民、为民的荒政思想，及首创社仓制度、利用赈灾钱粮兴修水利、不辞劳苦救灾活民、敢于弹劾救灾中的不法行为、为救灾献计献策等实践活动，作些初步探讨。可见对朱熹荒政思想的研究已在两个方面取得相当的进展，一是有关朱熹竭力推行的社仓思想，二是有关朱熹以安民、恤民为主旨的救荒思想。但这两方面还不是朱熹荒政思想的全部。李华瑞、王海鹏《朱熹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2004，3)中提到：以往的研究只注意到朱熹荒政思想中以预防为主(即储蓄之计)的部分，而忽略了感召和气以致禳丰的思想。朱熹有关这方面的禳弭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几个奏札《辛丑延和奏札一》、《论灾异札子》、《奏推户御笔指挥二事状》、《乞修德政以俄天灾变状》以及《辞免直秘阁状》等。感召和气，以致丰禳，是朱熹荒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对风击石雨等自然现象的认识；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另外文章亦对被学界忽略的朱熹未雨绸缪、贫富相恤的救荒思想和因势利导的治河思想作了补充论述。周茶仙《简论朱熹赈济救荒的社会福利思想与活动》(《江西社会科学》，2004，8)，文中提到，朱熹开场济粜、立社仓、委官置场循环收籴斛出粜、体恤灾民等福利思想与活动，对改善当时社会成员的福利和稳定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朱熹对发展农业以救饥荒的减灾措施也颇有研究，《朱子大全》中收有他写的《劝农文》。王祥堆《读朱熹〈劝农文〉》(福建省尤溪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中提到：南宋时期，加上灾害频仍，饥馑连年，饿殍遍野。朱熹五任地方官，对社会存在问题有较多的接触。针对时弊，他一方面对朝廷提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另一方面提出“足食之本在农”的主张，倡导兴办农业，发展农业生产。朱熹在《劝农文》中说：“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蝎力耕田之义。”朱熹又说：“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这不仅反映了朱熹继承了古代思想家的“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而且认为民的生存，根本问题在于食，而使食富足的根本途径又在于发展生产，兴办农业，因而国家必须务农重谷。为此，他还提出抓紧季节、不误农时，精耕细作、重视技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奖励开垦，保护耕牛、发展蚕桑等有效措施。程利田《从〈劝农文〉看朱熹的农业思想》一文中，也对朱熹在文中提出的农业措施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朱熹的农业思想，尤其是重视经济作物种植，时至今日仍有可借鉴之处。 五、救荒书的流传和影响 综观众多救荒书，其流传范围和影响程度差异很大。以《救荒本草》为例，其刊行版本较多，国内现存就有十五六种，国内外影响也比较大，学术界对其研究比较深入透彻。但其它有些古籍版本较少，流传至今的甚至不甚完整，相应的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比较少。 具体深入考证或研究救荒书流传和影响的论文著作有：彭世奖《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蒲松龄〈捕蝗虫要法〉真伪考》续补(《中国农史》，1985，2；1987，4)，两篇文章通过史料分析并对比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献，得出蒲氏一书系后人以钱炘和《捕蝗要诀》为主体改撰而成的伪书，并考证出该书的原型是清代道光16年杨米人的《捕蝗要诀》。王永厚《〈救荒本草〉的版本源流》(《中国农史》，1994，3)，《救荒本草》是明代重要的救荒植物专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该书问世至今约580余年中，曾先后出版了多种版本，文中简介了《救荒本草》在国内的早期版本，也概述了该书流传到国外，在日本、欧美等国家进行研究与翻译出版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救荒本草》的科学价值。 惠富平《中国农书概说》(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也讨论了一些与救荒书相关的内容，详细论述了《救荒本草》的版本和传承关系。《救荒本草》原书两卷，永乐4年(公元1406年)由作者刊行于开封，该版本已亡佚。嘉靖4年(公元1525年)山西太原第二次刊刻，即今流行最古刻本，传刻时分为四卷。嘉靖34年(公元1555年)开封人陆东又根据第二次刻本重刻，然误认为此书为周宪王即朱橚之子朱有燉所著。徐光启曾把本书全文收入他的《农政全书》荒政部分。在本书影响下，明清两代先后有十部救荒著作问世，如王西楼《野菜谱》、周履靖《茹草编》、鲍山《野菜博录》等，救荒本草的内容被大量摘引。本书对今天野生植物的开发利用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959年中华书局据嘉靖4年刻本影印出版。日本享保3年(公元1776年)和宽正11年(公元1799年)两次重刻。美国植物学家李德(A. S. Lead)在《植物学简史》(1942年)中赞誉《救荒本草》绘图精细，超过当时欧洲的水平。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nard E. Read)将本书译成英文。本世纪40年代日本出版的食用植物书籍仍在引用之列。惠著对《田家五行》的版本也做了分析，本书行世的有《居家必备》、《居家要览》、《田园经济》、《百名家书》、《格致丛书》、《广百川学海》、《说郛续》、《屑玉从谈》等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刻大本《田家五行》是现有版本中最好的。其它版本多有割裂窜改之处，文中还附有《田家五行拾遗》，也是作者手笔。 六、救荒减灾技术研究 中国古代救荒减灾技术主要有农业减灾技术、工程减灾技术和生物减灾技术，反映了中国人民与灾害抗争的决心和毅力，取得了显著的减灾成效。 农业减灾方面：农业技术措施主要是引入优良的抗逆性强的动植物品种、改进农作技术等。西汉武帝时，就帮助鼓励灾区人民种植冬小麦(《汉书·武帝记》)。东汉桓帝时，要求灾区种芜菁以救饥度荒(《后汉书·桓帝记》)。氾胜之所创区田法也是一种抗旱作业方式，它重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多量劳动，通过作区深耕、集中施肥、等距点播、及时灌溉、中耕除草等耕作栽培措施以求获得高产(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09～212页，农业出版社，1989)。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叶依能《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备荒救灾简述》(《中国农史》，1997，4)，文章以多部农书和地方志作为基本资料，如《农政全书》、《救荒简易书》、《植物名实图考》、《救荒本草》、《榆林府志》、《苏州府志》、《海丰乡土志》、《马首农言》，并以此为根据提出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上备荒救灾的措施主要有：选择种植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实行精耕细作和灾后补种等。卜风贤《周秦两汉时期农业防灾抗灾技术措施》(《古今农业》，2001，2)，此文全面展现了周秦两汉时期全方位的农业减灾技术，作者把农业减灾细化为农业技术减灾、工程技术减灾、物理化学生物方法减灾等等，并分类进行阐述。 工程减灾方面：潘孝伟《唐代蜀中农业发展原因补议》(《中国农史》，1990，2)，文章认为，积极建设水利工程并妥善管理是促进蜀地农业发展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唐光沛《宋代太湖水患及其治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中国历史论丛〉》，1984，20)，陈启生《武都州治的迁移及其防洪抗灾述略》(《长江志通讯》，1985，1)，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农业考古》，1985，1)，曹隆恭《商丘地区的水灾规律及其治水的历史经验》(《中国农史》，1990，3)，洪廷彦《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水利和旱涝灾害》(《文史知识》，1993，4)等对各种防灾抗灾工程的功效进行了研究。 生物减灾方面：黄世瑞《〈鸡肋编〉的科技史价值》(《中国科技史料》，1996，2)，《鸡肋编》卷下记载有岭南人利用“养柑蚁”防治柑桔虫害的方法，是宋代岭南的生物防治方法。文章中还提到，最早记载岭南这种生物防治方法的文献是(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而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刘询《岭表录异》记载了唐代岭南用蚁类防治柑桔害虫的方法，《鸡肋编》记载的是宋代岭南的生物防治情况，明清时期，用蚁类防治柑桔害虫的方法依然在岭南地区流行，《粤东闻见录》、《粤中见闻》、《广东新语》等都有记载。 其他还有：梁家勉、彭世奖《我国古代防治农业害虫的知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将古籍中所记载的古代治虫方法分为五大类：人工防除、农业防治、生物防治、药物防除、物理防治，并对这些方法的技术操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彭世奖《中国历史上的治蝗斗争》(《农史研究》，1983，3)，肯定了历代政府为治蝗而颁布的政令和采取的措施。文末所附的“历代治蝗纪要”一表对史籍上所载的古代官民在蝗虫认识与治蝗问题上的重要活动作了记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致元《洪武时期的农业自然灾害和救灾措施》(《中国农史》，2000，2)，文中通过对《明太祖实录》中有关的自然灾害和救灾方式全面统计分析，指出危害农业的自然灾害以水、旱、蝗三种为主；明初最常用的救灾措施是蠲免田租和赈济饥民，这一时期的蠲免特点表现为将灾区税粮全部免除；而赈济数额在洪武二十年后有大幅度增加，赈济对象由以户为单位转为以口为依据。杨鹏程《古代湖南减灾防灾措施简论》(《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1)，湖南素为自然灾害频发区，古代政府和民间采取过储粮备荒、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进农耕等减灾防灾措施，文章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对这些减灾措施进行了梳理。 这些救荒减灾技术在中国古代救荒书中多记载和体现，但由于不是明确提出和成体系论述，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本文就从此点切入，以期有所突破。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者们在对救荒书的认识、救荒书整理研究、救荒思想研究等方面作了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索，为把中国灾害科学推向新阶段准备了条件。但是，中国古代救荒书作为一项专门性的研究工作却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救荒书的专题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主要原因在于学科分化不完全，灾害学还是边缘学科，有待进一步发展。因此，把中国古代救荒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应该是救荒书研究者今后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