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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本世纪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后，戏曲便从传统曲学的附庸地位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分不开。本文既对近百年来戏曲文献学的发展作了概括的论述，又展示出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关 键 词】戏曲文献/搜集/整理/考证 1913年，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撰成《宋元戏曲史》，1915年开始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从而使戏曲从传统曲学的附庸地位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兴而独立的学科，登上学术研究的殿堂。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点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他的治学方法仍然离不开乾嘉的考据学，他的戏曲史论体系的架构是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石的。因此，对中国戏曲史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同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和考订密不可分的。回顾近百年来戏曲文献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历史进程。 一、从本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1901-1949)，戏曲文献学从筚路褴褛的草创到初具规模。王国维痛感元明两朝史志和《四库全书》“集部”均不著录戏曲，“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宋元戏曲史序》），因此，他首先致力于戏曲史料的钩稽考察，撰有《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角色考》等。王国维不仅是近代戏曲史学科的拓荒者，也是系统整理和研究戏曲文献的奠基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平民文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民间歌谣和戏曲，特别是1920年12月，郑振铎在他起草的“文学研究会会章”里提出“整理旧文学”的口号，认为整理古典文学是整个新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工作。1922年10月，他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强调要站在现代，“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树立新的文学史观，用新观点新方法去整理文学遗产。郑振铎不仅大声疾呼，而且身体力行，对戏曲文献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戏曲作品集的选编和出版。戏曲作品是从事戏曲研究的最基本的资料，也是广大读者赖以阅读欣赏的文本，对它的选编和出版是戏曲文献工作者的首要任务。1919年，刘世珩将其暖红室所藏善本戏曲编辑成《汇刻传剧》，计收《西厢记》五剧、《玉若堂四梦》、《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及《录鬼簿》共50种，都请人校勘，配以插图，刊刻精美。早在1910年，吴梅就将吴伟业《梅村乐府二种》（即《通天台》、《临春阁》杂剧）及自著《暖香楼杂剧》辑为《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刊印，但流传不广。1928年，他又重编《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收清嵇永仁传奇2种、沈起凤传奇4种；第二集收明朱有燉《诚斋乐府》24种、清吴炳《粲花别墅五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康雍以后的杂剧，类多单本，殊鲜汇编，郑振铎担心其散佚，1913年3月，编辑影印《清人杂剧初集》，收吴伟业、尤侗等九家40种；次年又辑成《清人杂剧二集》，收徐石麒、洪昇等十三家40种。每剧都附有跋语，受到当时学术界的称赞。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还陆续出版了《元曲选》(1918)、《盛明杂剧》(1925)、《六十种曲》(1935)、《缀白裘》(1940)以及董氏诵芬室刊刻的《杂剧三集》等。 （二）发掘和搜集重要的戏曲文献。除了选编刊印古代戏曲作品外，就是对戏曲文献的发掘和搜集工作，特别有价值而引起学术界重视的有：(1)《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这是现存最早的元杂剧剧本集。原为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旧藏，后归罗振玉。1911年罗氏赴日，携之东渡。由于系坊刻本，鲁鱼亥豕，讹错甚多，且编次凌乱，王国维重新加以编订，内有17种杂剧不见于《元曲选》，14种为海内孤本。剧本大多有曲辞而无宾白，或宾白极为简单，显然较多保存了元杂剧剧本的本来面貌。1914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据以覆刻，1924年上海中国书店又根据覆刻本石印。(2)《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永乐大典》卷13965至13991凡27卷，收录南戏33种，其中绝大多数毁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火中。1920年，叶恭绰游欧，从英国伦敦购回卷13991，内收戏文《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3种，引起学者的极大注意。尤其是成书于南宋的《张协状元》，是今存南戏剧本中最早的作品，被称为戏曲的活化石，对南戏的形成、剧本体制、角色构成、音乐声腔、演出情况都极具史料价值。(3)《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又名《也是园古今杂剧》。1938年5月，郑振铎得知其落入苏州某书贾处，索价昂贵。他担心流失或被日本侵略者劫掠，四处奔走，抢救此书，最后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用公款买下。今存64册，包括钞本173种，刻本69种，共计242种，其中136种是湮没了三百多年的孤本，像《破窑记》、《五侯宴》等29种元人杂剧系首次发现。其中，内府本杂剧每出后附有“穿关”，注明演出妆扮、服饰、道具等，为研究明代宫廷演出的舞台美术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这个重大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的”（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郑氏从中挑选出144种，由王季烈编为《孤本元明杂剧》，于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供研究者使用。(4)《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一册二卷。1931年夏，郑振铎、马廉、赵万里在宁波藏书家孙祥熊处发现。此本据钟嗣成修订本补充改定，除了作家和剧目超过以往各本外，还为关汉卿、王实甫等80位曲家补写了〔凌波仙〕吊词，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续编》一卷，记载曲家71人，剧目80种，卷未还附有无名氏剧作78种，大多是第一手材料。因为所载作家的活动年代，与正编相衔接，纵观全书可以勾勒出元杂剧和明初杂剧发展的脉络。1937年，北京大学为悼念马廉将过录本《录鬼簿》出版。(5)《车王府曲本》。清代北京蒙古车登巴咱尔王府所藏曲本，辛亥革命后散出，1925年暑假前，为北京孔德学校校长马廉买下。曲本分为戏曲和曲艺两大部分，总计1663种，4714册（一说1444种，5131册）。戏曲大部分据舞台演出本过录，以皮簧戏为主，其次是昆曲，还有弋腔、吹腔、高腔、秦腔、木偶戏、皮影戏等，丰富多彩，反映徽班进京后，道光至光绪年间北京剧坛上花雅两部争奇斗艳的盛况，是研究京剧形成和发展的珍贵史料。顾颉刚曾应邀整理该曲本，编有《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刊于1926年至1927年初的《孔德月刊》上。 （三）重视京剧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清末民初，京剧风行全国，成为最大的剧种。不少文人和票友热衷于京剧史料的搜集和艺术研究，其中以齐如山的成就最大。他曾主持国剧学会的工作，广泛结交名伶，不局限于文字材料，注重实地调查，对戏曲资料进行全方位的征集和整理。毕生戏剧著述三十多种，涉及文献考订的就有《京剧角色名词考》、《国剧身段谱》、《上下场》、《脸谱》、《戏班》、《行头套头》、《戏班题名录》、《家藏北曲版本考》等，为戏曲尤其是京剧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又如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1934)及《续编》(1937)、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1937)、《清代伶官传》(1936)、周明泰《近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等，都是研究京剧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戏曲论著的汇辑刊行。古代戏曲论著内容驳杂，既有编剧、作曲、演唱技巧方面的论述，也有作家生平、剧目本事的考订和作品的评价，但考书甚少，散见于笔记、诗文集或丛书之中，不易寻求，对这些论著的汇编或辑刻就十分必要。早在1917年，董康汇刻《读曲丛刊》，收录《录鬼簿》等7种；从1921年开始，陈乃乾编《曲苑》，不断重订增补，至1940年，任讷再编《新曲苑》收录至35种（内有任氏《曲海扬波》一种），至此曲话、曲论、曲韵、曲品、曲目之书的搜集已相当可观。 （五）南戏和元杂剧的辑佚。由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鄙视、禁毁或兵燹等原因，许多戏曲剧本都已散佚，但在明清流传的曲选、曲谱中还保留了大量佚曲。辑佚就成为戏曲文献搜集整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赵景深首先从事南戏和元杂剧的辑佚，先后出版了《宋元戏文本事》(1934)和《元人杂剧辑佚》(1935)。1934年12月，钱南扬在《燕京学报》上刊载《宋元南戏百一录》。1936年，曲谱《南曲九宫正始》影印出版，陆侃如、冯沅君又据以辑录成《南戏拾遗》二卷。他们共辑出宋元戏文残本128种，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罕见的资料。 （六）开始着手戏曲文献的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戏曲文献虽然处于发掘、搜集、汇编、辑佚等抢救阶段，但是，为古典戏曲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象吴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卢骥野、冯沅君、钱南扬等，已经利用所掌握的资料，在战乱的艰苦环境里开始了研究工作，先后发表或出版王季烈《螾庐曲谈》(1922)、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1934年《辅仁学志》）、《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40年《北京图书馆季刊》）、《傀儡戏考原》（1944年《汉学》第一辑）、傅芸子《白川集·释滚调》(1943)、冯沅君《古剧说汇》(1947)、严敦易《元剧斟疑》（1948-1949《文艺复兴》）及王季思《西厢五剧注》(1944)等，这些著作都采用传统的治学方法，通过注疏、排比、考订和辩伪，对戏曲起源、戏曲艺术的发展、作品归属、版本源流以及剧作语言等进行了梳理和笺证，显示出这一代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深厚功力。他们辛勤耕耘所提供的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后人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1949-1966)，是戏曲文学整理和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我国学术研究与政治风云变幻的关系十分密切，戏曲文献学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五十年代初，由于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工作，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全国各地的地方剧种获得了新生。1956年后，又欣起发掘、搜集、整理地方戏传统剧目的高潮，戏曲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一）大型戏曲作品集的汇编和新史料的发现。(1)《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郑振铎早就有志于将传世古典戏曲的善本珍椠编印流通，使之化身千百得以保存和利用。1952年，郑氏身居文化学术界的领导，才有条件使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成为现实。纠集志同道合者赵万里、傅惜华、杜颖陶、吴晓铃等组成编委会，从1954年开始，陆续刊印《古本戏曲丛刊》一、二、三、四集；1958年10月，郑振铎不幸殉职后，又续印了第九集。共收录元明杂剧总集9种、明清传奇385种、清代宫廷大戏10部。虽然还未完成郑氏当初的设想，但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代戏曲丛书，标志着戏曲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2)《中国地方戏曲集成》，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分编本省市自治区卷。从1958年起至1963年止，共编辑出版了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内蒙自治区等12卷，包括二市十一省一自治区，收集各地方剧种优秀剧目、著名演员代表剧目、各地古老剧种的传统剧目、地方小戏剧目以及新兴剧种的剧目，共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722万字。既促进地方戏曲剧目的交流，扩大上演剧目，又为国内外戏曲研究者提供了参考资料。(3)《京剧丛刊》和《京剧汇编》，前者共50集，前32集由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1953-1955年出版；后18集改为《京剧丛刊》编委会编辑，1958-1959年出版，共收京剧传统剧本和移植改编剧本160种。北京市戏曲指导委员会（后改为北京市戏曲研究所）从1957年起至1964年止，整理编辑《京剧汇编》106集共400多个剧本。这两种京剧选集虽然不可避免互有重复，但是都对京剧剧本的保存和京剧推陈出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新的资料也时有发现，影响较大的有：吴晓铃、吴新雷披露的乾隆杨志鸿钞本《曲品》，它不搀入《古人传奇总目》和《新传奇品》，恢复了《曲品》的原貌，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黄裳发现的远山堂蓝格抄本《曲品》、《剧品》及《曲品》残稿，使一部被湮没了三百多年的曲目专书为世人所知晓，所收剧目709种，超过吕天成《曲品》两成半，其中295种未见他书著录。特别是“杂调”著录了大量民间地方戏作品，对明代弋阳腔和滚调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1960年初，路工从他所藏明人张丑的《真迹日录》中，发现文征明手写的魏良辅《南词引正》，否定了昆腔始于魏良辅之说，使昆腔的产生向前提早了二百多年，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系统校订整理古典戏曲理论著作。曲论史料的汇集和刊行，早就引起陈乃乾、任讷（即任半塘）等的注意，但当时还缺乏系统整理，搜罗也不够完备。195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全书10册，收录唐宋元明清的戏曲论著48种，不仅对每部入选论著都精选善本，加以校勘，而且都撰写了提要，介绍作者、内容和版本流传情况。另有傅惜华《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1957)。两书都为研究曲学、美学、文艺学的专家学者所称道。 （三）丰富多采的戏曲剧目的编纂。各省市都成立了剧目工作室，在挖掘、整理、上演传统戏的同时，对本地区的流传剧目进行了清理编辑，陆续编印出版了《福建省戏曲传统剧目清单》、《湖南省地方戏传统剧目总册》、《安徽省传统剧目索引》、《山西省各剧种剧目调查》、《汉剧传统剧目》、《秦腔剧目分类纪略》、《评剧存目初步调查材料》、《桂剧挖掘整理名单》、《婺剧剧目》等，名目繁多，显示出我国传统戏曲剧目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特别是傅惜华精心编纂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最引人瞩目，此书计划分为八编，尽管未能编完，但已出版的三编《元代杂剧全目》(1957)、四编《明代杂剧全目》(1958)、五编《明代传奇全目》(1959)、六编《清代杂剧全目》(1981)，以其收罗宏富、编排合理、考订精审、检索方便，成为戏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至于近代剧目和京剧剧目的编撰也取得可喜的成绩，如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1957)等，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四）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著作大量出版。大量的戏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出版，激起一批曲学家的热情和兴趣，他们本身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运用重核查、注实证的考据方法来治曲学，可谓驾轻就熟，况且从事文献整理和研究可以较少受到当时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孙楷第《元曲家考略》(1953)、徐调孚《现存元人杂剧书录》(1955)、谭正璧《话本与古剧》(1956)、胡忌《宋金杂剧考》(1957)、任半塘《唐戏弄》(1958)等。其中以《唐戏弄》为学术界所重视，作者将唐五代戏剧置于唐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背景下，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学者们关于唐五戏剧的各种分歧意见进行了辩驳，强调宋元戏曲与唐代戏剧的必然之启承关系。全书视野广阔，资料翔实，蕴含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前一时期的研究著作重新修订再版，而未能结集的单篇论文也得以编辑刊行，如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原名《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1953)、《沧州集》(1965)、冯沅君《古剧说汇》(1956)、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1958)、严敦易《元剧斟疑》(1960)等。叶德均继其《曲品考》之后，又完成力作《祁氏曲品剧品补校》。然而1957年死于非命，其遗著《戏曲小说丛考》于1979年由友人编订出版。而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1956)、王古鲁《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1956)、吴晓铃等《关汉卿戏曲集》(1958)、王晓传（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8)、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1959)、王季思、徐朔方等为《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古典名剧所作的校注本、任半塘《校坊记笺订》(1962)、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1962)、胡士莹《吟风阁杂剧校注》(1963)等，都是这一时期戏曲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文化大革命”十年，整个戏曲事业遭到严重地摧残，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 三、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的繁荣时期(1976-1999)。粉碎“四人帮”以后，老一辈戏曲研究专家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首先想到是恢复研究机构，补充新生力量，抢救戏曲遗产。这一时期戏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与上两个时期一脉相承，但是一大批曲学研究生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毕业，朝气蓬勃，成为研究队伍的主力军。在八十年代全国古籍整理热潮的推动下，戏曲文献学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一）全面抢救和整理戏曲遗产。(1)继《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完成后，1983年9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了编纂《中国戏曲志》的工作。这套大型丛书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单位，每省（包括中央直辖市）为一卷，平均50万字，共30卷（台湾省暂缺）。其主旨在于记述中国戏曲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记录整理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资料，以志书的形式为后人保留一部比较完善的戏曲文献。因此，这是一次大规模地全面地抢救戏曲遗产、整理戏曲文献工作。在详尽调查、发掘、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各地都有重要的发现，如山西省发现了散失的金元院本和明万历二年抄本《礼节传簿》；安徽省找到了《目连救母》作者郑之珍的墓葬及族谱，都是非常珍贵而有价值的。尤为重要的是，许多少数民族的戏曲文献首次得到发掘和整理，如古老的八大传统藏戏，过去只能通过艺人口传心授的演出，这次记录整理出《洛桑王子》、《拉萨姑娘》等四个剧的全部文本。这样，就使中华民族的戏剧文化更加绚丽多彩。经过近20年的努力，这套洋洋大观的《中国戏曲志》丛书，已经编完并陆续出版。(2)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文化交流增多，散失在海外的戏曲秘笈得以披露和回归。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继续编印《古本戏曲丛刊》五辑时，特意将日本神田喜一郎所藏《断发记》传奇、香港大学罗杭烈所藏《凌云记》以及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环翠山房十五种曲》中有关李玉、朱素臣等清初名家的剧作收入本集，以弥补业经刊行各集未能收录海外作品的阙失。之后，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了《明代潮州戏文五种》(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俄国汉学家李福清和复旦大学李平合作编辑的《海外孤本明人传奇三种》(1993)等，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3)国内珍本戏曲的发现和刊印。1967年出土的明成化本《白兔记》。是继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的明嘉靖写本《蔡伯喈》之后的较早的南戏剧本，对了解南戏的体制和演出大有裨益。万历刊本《群音类选》的影印出版，此书虽然残缺，但仍收有157种剧目佚文，其中58种为罕见的明传奇，通过这些佚曲可以得知某些剧作的部分内容，不至于湮没无闻。 （二）戏曲古籍整理以重视剧作文本和曲论校注为特色。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本琵琶记》、《南柯记》和胡士莹《紫钗记》，是经过多年辛勤耕耘，首批推出的校注本，其后有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1984)、王学奇等《关汉卿全集校注》(1988)、吴国钦校注的《关汉卿全集》(1988)及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1999)，都各有特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继台湾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后，徐沁君、宁希元又分别刊出《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和《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1988)，对此书的整理校订工作日臻完善。中华书局的《明清传奇选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代戏曲丛书》，虽然因为经费的捉襟见肘，未能刊行下去，但从已出的多种中可以看出，都是慎择底本、认真校订或注释，赢得读者的好评。王季思主编《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和《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1982)，郭汉城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1987)试图用西方悲喜剧理论来审视古典戏曲的分类，并运用传统的眉批方式评点古典名剧，是编选古典戏曲读本的新尝试。康保成和日本学者竹村则行合作的《长生殿笺注》(1992)，则不局限于辞语的诠释，而是另辟蹊径，征引大量史料，从剧作素材、人物形象、艺术构思等探索其意蕴，使古典名剧校注有了新的突破。当然，戏曲古籍的整理不局限于剧本文本的校释，而校注古代曲论成为热门，如先后出版了陈多《李笠翁曲话》注释(1980)、吴同宾等《乐府传声译注》(1982)、陈多、叶长海《王骥德曲律》注释(1983)、汪效倚《潘之恒曲话》辑注(1988)、李复波等《南词叙录注释》(1989)、吴书荫《曲品校注》(1990)孙崇涛、徐宏图《青楼集笺注》(1990)等，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反映戏曲研究的深入，需要前期的基础研究作为它的支撑，这也说明戏曲古籍整理已不同于前两期而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重视戏曲作家全集、作品专集的编订和研究资料汇编。除戏曲作品文本外，诗文集是研究该作家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需要有比较完备的史料供人使用，因此，戏曲史上重要作家的全集或专集的编订整理、专题研究资料的汇编，就引起广大研究者的关注。(1)戏曲作家全集和作品专集的编订出版。如张宪文、胡雪冈辑校《高则诚集》(1992)、程毅中等编校《徐渭集》(1980)、吴书荫编校《梁辰鱼集》(1998)、徐朔方辑校《沈璟集》(1991)和笺注《汤显祖全集》(1998)、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1994)、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渔全集》(1991)、刘辉笺注《洪昇集》(1992)、张清洁校点《丁跃亢全集》(1999)、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1993)等，以及一批戏曲集的编辑校点，如隋树森等《张凤翼戏曲集》(1994)、徐凌云等《阮大铖戏曲四种》(1993)、周妙中《蒋士铨戏曲集》(1993)、周育德《古柏堂传奇》(1987)、关德栋等《聊斋志异戏曲集》(1983)，阿英《红楼梦戏曲集》(1978)。其中《汤显祖全集》是在1962年出版的《汤显祖诗文集笺校》基础上重新编订的，它囊括了汤氏现存所有诗文和戏曲作品，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汤显祖全集》。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诗文的笺注，广征博引，缜密考证，理清了许多作品的人事关系，并对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汤氏剧作的声腔等重大学术争论的问题，都能正本清源，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作者为编辑全集耗费了大半生心血，这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尤为学术界所称道。至于《冯梦龙全集》22册、《李渔全集》20卷，两书卷帙浩翰，校订审慎，由一批学者通力合作，进行校点整理，并融入了最新学术成果，是近年来古籍整理的重大收获。一些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也是到编辑出版，如《吴梅戏曲论文》、《周贻白戏剧论文选》、王季思《玉轮轩曲论》、《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等，说明为曲学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始终受到后人的敬仰和怀念。(2)专题研究资料的汇编。八十年代后期，是专题研究资料集中刊行的时期，一下子涌现出：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7)，是系统辑录地方志中曲家资料的专书，收录元明清三代曲家658人的传略，其中有142人未见他书著录，罕见曲目100多种，为考证曲家生平、籍贯、里居、名号以及作品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关于关汉卿的研究资料仅1988年就出版了两种，如李汉秋等《关汉卿研究资料》和王钢《关汉卿研究资料汇编》。还有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1989)、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6)、徐扶明《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1987)、上饶师专中文系《蒋士铨研究资料》(1985)、王乃和《成兆才研究资料》(1989)等。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和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也是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戏曲资料汇编。尽管有的校勘考订未精，标点有误，但都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对研究戏曲史论和名家名作具有参考价值。 （四）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成为热潮。在全国竞相编纂和出版各类工具书的影响下，戏曲目录、词典、词语、提要等工具书的编纂也形成了热潮，自八十年初首部《中国戏曲曲艺词典》问世以来，又陆续出版了近三十部辞书。如：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2)、邵曾祺《元明化杂剧总目考略》(1985)、顾学颉、王学琦《元曲释词》(1983-1989)、袁世硕等《元曲百科辞典》(1989)、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1989)、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1989)、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1990)、蒋星煜主编《元典鉴赏词典》(1990)、郭英德《明清传奇叙录》(1997)、梁淑安等《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齐森华等主编《中国曲学大辞典》(1987)、李修生、吴书荫等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1997)等都是有影响的工具书。这些辞书的编纂者大多用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精力才杀青，搜罗宏富、考订详实，融资料、考证、研究为一体，它们不单纯是供人检索查考的参考书，也应视为戏曲文献学的学术著作。另外，像扬志烈《秦腔剧目初考》(1984)、兰生等《豫剧传统剧目汇释》(1986)、胡度等《川剧词典》(1987)、金毅等《锡剧传统剧目考略》(1989)、班友书等《青阳腔剧目汇编》(1991)、山西等五省艺术研究所共同编写的《中国梆子戏剧目大辞典》(1991)以及《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1995)等，提供不少地方戏剧种剧目的资料。 （五）戏曲文献研究有所开拓，成果累累。这一时期的研究者队伍，除少数硕果仅存的老专家外，在前一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中年专家成为学术带头人，而一大批青年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以中年学者为骨干的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学术梯队。他们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新的资料不断发现，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拓宽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虽然仍以考据学为主，但是在戏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注意吸收民俗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既重视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又注意对个案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深入剖析。因此，产生一大批考证作家生平、家世和创作的论文和研究专著。(1)戏曲文献研究从元杂剧转移到过去涉足较少的明清戏曲。由于明清两代许多重要戏曲家如臧懋循、卜世臣、袁于令、李渔、叶稚斐、程长庚等人的家谱家乘被发掘出来，因而，对明清戏曲家剧及作的考证探索成为主流。如刘世德发表了研究清代戏曲家的系列论文；陆萼庭的《清代戏曲家丛考》(1995)，是他五十年来研究清代戏曲的论文集；吴新雷的《中国戏曲史论》(1996)中的不少论文，如《李玉生平、交游、作品考》、《曲海钩沉探源录》、《舞台演出本选集〈缀白裘〉的来龙去脉》、《吴梅遗稿〈霜崖曲话〉的发现及探究》等，都是对新史料的发现与探索，使人耳目一新，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特别是邓长风在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埋首于国会图书馆，穷年矻矻，几年内陆续出版了《明清戏曲家考略》(1994)、《续编》(1997)、《三编》(1999)，披露许多新的材料，且悉心考订，多有创获。惜其英年早逝，他将生命奉献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深为士林所痛惋。蒋星煜对《西厢记》版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理清了明清两代版本上承继关系和影响，并考证了该书的评点者、校刻者和改编者的生平，先后出版了《明刊本西厢记研究》(1982)、《西厢记考证》(1988)、《〈西厢记〉文献学研究》(1997)等论文集，是古典戏曲版本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青年学者周维培的《曲谱研究》，是第一部曲谱研究的专著，颇多新见，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并使曲谱绝学有了承传。(2)戏曲家传记和年谱大量问世，成为新的研究热潮。对曲家家谱家乘的发掘和研究，推动了戏曲家传记的撰写和年谱的编撰，像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戏曲家论传丛书》，收录白朴、汤显祖、臧晋叔、李玉、洪昇等人的评传，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浙江历代文学家评传丛书》则为本省著名戏曲家徐文长、李渔、姚燮、王国维写了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京剧泰斗传记丛书》，为12位在京剧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大师树碑立传，他们是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盖叶天、周信芳、梅兰芳、马连良、程艳秋、裘盛荣、张君秋等。同一个戏曲家甚至有两种或四五种传记，如汤显祖就有黄文锡等《汤显祖》(1986)、朱学辉等《东方戏剧艺术巨匠汤显祖》(1986)、龚重谟等《汤显祖》(1986)和徐朔方《汤显祖评传》等，反映了汤显祖在戏曲史的崇高地位，他是明清戏曲大家中最受人关注的一位。年谱方面有章培恒《洪昇年谱》(1979)、袁世硕《孔尚任年谱》修订本(1987)、黄芝冈的遗著《汤显祖编年评传》(1992)等，都是多年潜心研究、精心结撰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收录39家年谱或系年，按曲家籍贯分为苏、浙、皖赣三卷，对谱主的生平、著述、交游进行了详尽考证，澄清了戏曲史上许多疑难问题。此书不仅征引丰富，而且每个年谱前冠以作者的引论，各谱之间又互为补充，突破了传统年谱的框架，全书犹如一部晚明戏曲史，可谓这个时期戏曲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3)南戏研究仍为学者所关注。钱南场的《戏文概论》(1981)，是作者毕生研究南戏的总结，从南戏的起源、剧目存佚、声腔体制演出情况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刘念兹的《南戏新证》(1986)着重从文献史料发掘入手，实地调查南戏的遗响，审古酌今，提出新见，在研究方法上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文本研究。由于散失在海外的早期南戏选本《风月锦囊》的回归和宣德本《金钗记》、成化本《白兔记》等重要南戏剧本的发现，引起南戏研究者的兴趣，中青年学者孙崇涛关于《风月锦囊》的系列论文，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1992)、黄仕忠《琵琶记研究》(1996)，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4)宗教戏剧的开禁，引起普遍的重视。八十年代初，在湖南祁阳召开了首届目连戏学术研讨会，过去已经消声匿迹的目连戏和傩戏，在国外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宗教戏剧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普遍的重视，发掘、整理和研究目连戏和傩戏成为热点。青年学者朱恒夫《目连戏研究》(1993)、刘桢《中国民间目连文化》(1997)等，都能立足于戏曲本体，走出书斋，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在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民俗、宗教、文化人类学的多视角，对目连戏的起源和演变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并对目连戏在中国戏曲形成与发展、清代地方戏的崛起和交流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林河《傩史——中国傩文化概论》(1994)和《古傩寻踪》(1997)，既对过去很少涉及的戏剧文化现象进行了发掘探讨，也对戏曲的产生等问题重新予以思考。 （六）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共同推动戏曲文献学的发展。台湾学者也非常重视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老一辈曲学研究专家郑骞，曾任燕京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赴台后，执教台湾大学。他主要致力于古典诗词和北曲谱、元杂剧、《西厢记》版本的研究，多有新发现，见解独到。著有《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1960)、《北曲新谱》(1973)等，其戏曲论文主要收在《龙渊述学》(1992)和《景年丛编》(1977)中。台湾从事曲学研究者大多数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罗宏度《宋歌舞剧曲考》(1961)、罗锦堂《中国戏曲总目汇编》和《元人杂剧本事考》(1976)、曾永义《台湾歌仔戏的发展与变迁》(1988)和《参军戏与元杂剧》(1992)、张棣华《善本剧目经眼录》(1976)等，都是颇有影响的著作。他们也关注京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出版，先后编纂了《齐如山全集》(1964)和《平剧史料丛刊》(1974)等。王秋桂汇编的《善本戏曲丛刊》(1984)，将散失在海外的明清孤本善本戏曲选集搜集影印，公之于世，深受两岸学者欢迎并加以利用。近年来两岸学者交流频繁，大陆学者的戏曲研究成果也在台湾出版，共同促进戏曲文献学的发展和繁荣。 回顾近百年来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虽经历了各种坎坷，特别是近年古籍出版业的不景气，又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已成长为戏曲学中一个独立分支——戏曲文献学。可是，至今还没有一部象戏曲文献史或戏曲文献论的专著，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因此，这门新兴的学科不仅自身要向纵深发展，且更需要其他相关学科的支持和配合，希望年轻的一代学人能尽快撰写出有份量的戏曲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对这门学科历史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新世纪的展望和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