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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书目”的产生是基于人类历史长河里存在的这样一个客观不易的事实，即图书是人类进步的见证，它“记录了人类的历史。人的认识与探求，人的思想与情感，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在书卷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此，“书卷对于整个人类的关系，就好象记忆之与个人的关系一样”，而同时，“书又培养了每一代人。它不仅是长智长慧的钥匙，开启了人类走向一个又一个未知世界的门扉，而且是一艘永大永动的航船，把人们从狭隘的地方，载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它还是“人类进步的坚实阶梯”或如曾兼职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著名学者彭歌(1926～)所说：“书籍绝不是无声无感的东西，而常常是具有‘动力’的，足以转变历史进行的方向——有时候是往好处变，有时候是朝坏处变。” （一） 以书目形式对图书与社会历史进退之间的影响关系加以总结表述，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有西方学者予以注意。1929年，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考利(Malcolm Cowley,1898～?)同史密斯(Bernard Swith)在其合著的《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公布了一个由当时美国知名的教育家、历史学者、文学批评家、讲演家、宣传家等共同选出的书目。在推选过程中，曾被提名的书籍多达134本，后依得票多寡进行决选而排出12本。这一举措的宗旨，是遴选“对于当代美国精神影响最为重大的书籍”。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活动，在当时引起了美国公众的注意和兴趣，影响力久久不衰，效尤者继起不绝。“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10本书”、“改变美国的25本书”以及“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32本书”等等，层出不穷，直至4年前，日本的讲谈社还组织由教授、诗人、作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对此前120年间出版的所有书籍进行了长达40个小时的深入讨论后，选出“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本书”，此举轰动了日本社会。 然而，意义更为恢宏的“影响书目”的遴选活动，是在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Horace Shipp)不加时间、地域或内容、主题的限制，只就“最重要的书籍”，选出了包括《圣经》等10种书在内的“震憾世界的书”。其后，又产生了“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改变世界的16本书”、“塑造现代文明的110本书”、“世界最伟大的30份文献”，乃至1985年由美国《生活》杂志社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展开推举以“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佳书”为主题的大型活动而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显得迟滞寂寞，不仅很晚才出现由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针对人类文明史所推选的“影响书目”，就是仅限于影响国人自己的书目的推选也缺乏应有的影响。前者已有苏浙生编著的《影响历史进程的100本书》（文汇出版社1992年出版），后者仅见的是台湾学者龚鹏程等人在编著《国史镜原》（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版）时，公布的自上古迄民国年间选出的包含139种单篇的“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余光教授主持编著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张秀平、王晓明主编的《影响中国历史的100本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在总策划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项目《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的过程中，对中外影响书目竭力搜集，并撰写成词条，安排在该书《读书博闻录·中外读书珍闻》类内。经统计，约得30种。 （二） 按照影响书目的“遴选主体”（即书目制作者）来分，可划分为个体作者的或集体作者的。由个体作者遴选的“影响书目”，往往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或作家对“图书与人类进步”这一主题的独具性格的认识。前者如由美国图书馆学家、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馆长唐斯博士(Dr.Robert B.Downs)先后遴选的“改变历史的书”和“自1492年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此书中译本改译为《塑造现代文明的110本书》）金文英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后者如1985年由美国《生活》杂志社据数以百万计选票排列出的“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此类书目常常反映了主持者和参与者在特定时期的文化评价取向。 按照影响书目“遴选客体”可划分为全球性影响书目、地区性影响书目和名人影响书目。全球性的影响书目，迄今为止多是由特定国家的作者而不是全球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团体来遴选的，因此，它表征出特定区域特定作者的文化认知，但往往有一定的局限，这对照一下各国学者所遴选的具体书目便可了然了。如在唐斯博士个人选出的“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书的目录中，就没有考虑以中华学术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俄罗斯文学为代表的斯拉夫文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独特而伟大的贡献，无一书入选此目，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书目作者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倾向。地区性的影响书目，如1991年初日本遴选出的“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本书”，评价总结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的文化，其中有98本被认为是“代表现代日本智慧”的“今天读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书，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文化表征意义。而名人影响书目，如“影响列夫·托尔斯泰的书”、“影响梁实秋的8本书”等等，往往具有深厚的个案意义，显示了被影响者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于研究其文学道路和学术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在1891年应俄国圣彼得堡一家出版社的要求开列的一份书单中按成长历程列出了各个时期对他有影响的书籍（如童年时代是《圣经》、《一千零一夜》、普希金的《拿破仑》、波戈列尔斯基的《小黑白马》等），在叙述具体一种书对自己的影响所在时，还常常缀以“影响极大”、“影响巨大”之类的结语，以表明该书对其创作生涯和人生历程的“重要影响度”。 按照影响书目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可划分为通史性的或断代性的。前者如“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改变世界的16本书”、“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等，多在历史的长河里，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等诸多层面加以横向的与纵向的比较后遴选产生，其书目往往勾勒出人类特定地区的文化史纲。后者如“影响日本近现代文化的100本书”，仅限于日本近现代史时期中120年间的出版物；如“塑造现代文明的111本书”，明确了是“自1492年以来的……杰出名著提要”；如台湾《中国时报·开卷专刊》在1990年遴选出的“影响台湾40年的40本书”，其主题即为：“我们都是看这些书长大的——票选四十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 按照影响书目的“主题范围”，还可划分为综合性的或专题性的。前者如“震撼世界的十本书”、“改变世界的16本书”，后者如“影响美国文化的12本书”、“影响美国特性最大的10本书”等；按照影响书目所针对的文献类型，则可划分为篇章型的，如“世界最伟大的30份文献”、“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或典册型的，如上举绝大部分的书目……但这已趋于琐屑，目前尚无这个必要。简之，同一个“影响书目”，可能由于是非的标准不同而交叉属于若干不同的书目类型之中。这一方面为人们判断具体书目的归属带来了困难，但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具体认识“影响书目”的要素、特征、性质和意义提供了必要的观察，进而成为指导人们研讨或编制“影响书目”所必需的知识依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为“影响书目”下这样一个定义：影响书目是人们以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生活进退的影响作用程度而有目的地遴选出的图书文献目录。如果要用唐斯博士的见解来补充表述这一定义，那么就是：“书是一种极有力量的工具与武器，其动力有时强大到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唐斯《改变历史的书》译者新版前记） （三） 影响书目既是人们为科学地认识和总结图书文献同人类（群体的或个体的）历史生活进退的客观影响和作用而有目的地遴选后产生的书目，那么它就必须有明确的宗旨、恢廓的文化视野、严格的选择性和严谨的批判性。对于个体主持者而言，必须要求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精湛的学术见解乃至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而团体主持者则要强调公众的广泛参与和高度的负责精神，否则将不仅贻笑大方，而且还会贻误世人，使“影响书目”走向庸俗化。 影响书目是最具社会影响性和公众号召力的一种书目类型，它具有若干共性的特点：①回溯性。它必定选材于已经问世并经过一定的时间检验的图书文献；②内涵性。这些图书文献必须具有深厚的知识内涵，为时人和后人所资凭认同；③特定性。遴选主体应设定严格的取舍标准加以限定；④影响度。对所选取的图书文献所曾有的影响应作出描述性的衡定或定量化的排比；⑤轰动性。影响书目，一经选出势必会引起文化学术界、大众传媒乃互社会公众的普遍注意；⑥推荐意义。影响书目一旦向社会发布后，势必对公众发生强大的推荐作用，强化其接受意向。 试以唐斯《改变历史的书》为例，来印证上述五个“影响书目”的共性原则。该书在文艺复兴至20世纪中叶之间产生的浩瀚的西籍中，选取了16本书。书目作者认为它们属于“改变世界的16本书”，旨在“经由若干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书籍所能发生的巨大影响”，“是为了在浩瀚无边的书海中觅寻那些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中叶对人类历史、经济、文化、政治和科学的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广泛影响的书籍”（缨军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前言）。该书目分为“人类史”和“科学史”两个部分，分别为10种和6种，于1956年由美国纽约新美国图书馆公司出版，正式向社会披露。在书中以每本书为一个知识单元，用1万余字的篇幅来介绍入选图书的作者概况、著述经过、内容梗概、社会反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改变世界的16本书”具有如下特点：(1)入选书目的出版年代在1525-1927年；(2)采选对象仅限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但不选书籍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哲学和文学；(3)采选对象是对当时或后世具有不竭启迪意义的名著；(4)入选书目必须曾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发生过重大而持续的影响。这些影响的确曾引起具体的行动或具体的结果以供“测度”，且不限于某一个国家；(5)该书在初版以后的6年间，重印达6次。仅在台湾出版汉译本的5年内，累计印次即达22次，印数达4.4万册。此外，还有广泛的书评报道；(6)该书被认为是“一本引人入胜，使人入迷的好书”，“有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推动人们进行新的追索”（同上），且被广泛译介和大量行销。 由此可见，在“影响书目”的遴选时，至关重要的精髓是对它的“影响度”的评估——只有实事求是地评估了历代图书文献对人类历史的内涵意义，才有可能科学客观地测定其书的“影响度”，进而排选出令人信服的“影响书目”。根据迄今为止以个人的学识才华遴选“影响书目”最多的图书馆学家唐斯博士的经验，对于“内涵性”的认定，可以从其著作来分析：“有时把人类思想转入新的航道，……甚至创造出新的科学或新颖的观点，有时是重新唤醒人们对史实和传统的赏识；有时是投读者的情感和偏见之所好；有时是推翻思想和体制上的固执信仰”，简言之，这些作者在其著述中往往“展示了新的革命观念或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在把握了图书文献的内涵以后，又如何来评估其影响度呢？唐斯认为： 测度一本书的影响力，有一条相当可靠的索引可循，那便是那本书问世时社会上对它的反应——包括赞成与反对意见的强度。如果一本书曾激起强烈的反对，同时又有另一些人极力支持那本书中的观点，那本书便极有可能曾经深深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官方的检查扣禁或其他方面的压制，也可以说明它所受到的待遇。这一类资料，可以由当时的报章杂志、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历史家的记述、以及各种传记文字中得到。更要紧的测验，是那书中的理论、计划或观念，是否确曾赢得了社会的接受，是否确曾跨越越国界而获得国际间的重视，是否曾被翻译为外国文字，是否曾因而招致了弟子门人、模仿者以及抱持敌对意见的人引起论战。还要看那本书的内容最后是否的确已深入人心，影响了民族命运和人类前途。 还有一种奇怪的方式，藉了创造某些形容词或名词，来形容得自某一作者的某一特殊的观念或思想模式。西方人常常说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哥白尼式的”、“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其中都包含了一套观念；而这些专有的形容，有时是褒扬赞美，有时是贬抑谴斥。由于这些人物的言行已经为大家所熟知，所以只要一提起来大家就都了解了。 研讨已有的“影响书目”，我们不难发现，入选者或文字古奥，或卷帙浩繁，绝不以可读性为原则，用彭歌的话说是“多非易读之书”。那么何以它们会深入人心，熟在人口呢？实际上，这是这些著作的深厚内涵经过了广泛的加工传播所致，在这里，“传播性”大大增益了原书的“影响度”，从而实现了其广泛的“推荐性”。如彭歌的分析：“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是经由‘第二手’的知识，得到这些书中观念的概要；其得来的方法，有的是经过“通俗化”的书籍介绍，有的是经由一般报章杂志的阐释，教室里或学术演讲中听到的讲解；在近数十年来，广播、电视和电影，也大大有助于将这些冷僻艰深的书籍予以普及化的介绍工作。 （四） 影响书目绝不同于如今为人所乐道的“畅销书榜”。所谓“畅销书”(bestsellers)，是在特定时间内以书店或书市等图书营销市场上销售纪录为依据，进行量化统计后公布的行销数量最多的图书。源出于美国。1895年2月，美国《书商》杂志首次以“订数多少顺序”每月统计并公布6本在各书店销路最好的图书排名表，称为“六本畅销书”。1910年，美国的《每月图书》根据对全国各地100家书店行销情况的调查统计，每期刊登一个“畅销书排名表”。这种做法后为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所率先接受，逐渐风靡全球。畅销书目或畅销书排行榜的统计与排名，多以达到某一最低销售量为标准，按其行销量的多寡为序排列，大多分为“小说类”和“非小说类”，品种数量常以10种为限，称为“十大畅销书”，现在亦多有不受此限的。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久负盛名。由此可见，“影响书目”与“畅销书排行榜”，虽然同样具有对图书文献的选择性和排比性，但两者的本质依据却是极不相同的。前者关注的是一种图书或文献的内涵及其“影响度”，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名著”；而后者依据的却只是“销售量”，犹如人们常说的“俏书”。如美国曾排列出的近80年来“10本最畅销书”，即是销售超过1000万本的《袖珍育婴常识》等10本书。作为一种最典型的比较，美国《华盛顿邮报书评》曾公布有“美国80年代十大畅销书”（《中国读书大辞典》第783页）；而台湾的有识之士则“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意义的十年，为了对这十年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经过反复的斟酌、评价和筛选”，乃选定了“33本影响并改变80年代中国进程的图书”，并通过介绍、分析和评价，编成了“80年代改变中国的33本书”（寒士主编，台湾淑馨出版公司出版），那么前者是典型的“畅销书榜”，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 影响书目也不同于“推荐书目”。所谓“推荐书目”是人们以特定读者对象或特定目的为依据，就某一专门问题而选编出的图书文献目录。亦称为导读书目、选读书目、必读书目、举要书目等。它不仅要指示特定的人群读哪些书以及阅读的次序层次，还要具体指导如何读法。推荐书目在我国起源很早。敦煌遗书中发现有一个在唐末广泛流传于当时城乡士民中的小类书《杂钞》，载有一个包括21目，共25部书的书目，已被视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推荐性的导读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王燕均先生依据梁启超、胡适、汪辟疆、蔡尚思、屈万里五位国学大师所推荐的“国学书目”，综合筛选成的“国学名著首要必读书10种”、“国学名著重要必读书50种”和“国学名著200种”（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以同名出版），则是典范的推荐书目。影响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内涵性的基础上，强调的是其“影响度”，而推荐书目在重视图书文献的内涵性的基础上，突出的是“针对性”和“必要性”。如同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名家为你选好书——四十八们现代作家对青少年的献礼》（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一书，聘请台湾作家学者48人，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侧重在选出并推介最有益于青少年读者的好书；而《开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则聘请大陆作家学者31人，同样是结合自己的读书经历和成长历史，但侧重在选出并自述最使自己得益的好书及其对自己发生过的有益作用。这样，前者便是典型的推荐书目，而后者则是典型的影响书目了。如再借用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先生在他列举影响其个人的书目时所表述的意见，那么就是：“我书目中所列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著作，而只是那些对我个人产生过强烈影响的书，它们对其他人来说也许毫无作用。” 作为一种诞生不足百年，但已为海内外知识界广泛欢迎和瞩目的书目类型，“影响书目”有其特殊的目录价值和文化魅力，甚至连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阿德勒博士都曾主持过编纂《影响西方的伟大书籍》这样的文化工程。可以预见，在这20世纪最后十个年代中，随着出版事业的日趋兴旺，书籍文明的进一步昌盛和文化学术的更加发达，影响书目这一新的书目类型将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影响书目”的遴选工作，还少有书评家、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更不必说知名学者和重要学术社团的参与和支持了。实际上，对照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图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我们不仅应当通过声势浩大的公众票选和专家推举，遴选出“改变我们心灵的书”、“中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书”等地区性影响书目，梳理浩瀚的中国书史与中华民族进步的影响关系；而且还应当选出具有东方思辨和中国特色的“震撼世界的书”和“改变人类的书”，这将是世纪末赋予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文化使命。而对于编辑出版事业而言，“影响书目”既筛选检阅着过去岁月的编辑出版成果，又指引着未来时代的图书选题方向，它不断告诫着我们：什么样的书才能经受住一代又一代人的考验而对人类进步发生有益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