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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诗之美--评《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报 2014年01月22日 吴锦华 参加讨论

    记得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曾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博士生将新诗比喻为一位极丑的新娘,将几位研究新诗的北大教授比喻为给新娘抬轿的轿夫——如此这般“给新诗抬轿说”,多少道破了新诗在千年诗国不受待见的尴尬。然而,我并不同意这位博士生的说法。世间并不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便是一本发现新诗之美的书。
    《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作者陈爱中思考的问题是,新诗史上每一次看似热闹的变革是否真的给现代新诗的语言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浅显易懂的现代诗取代古奥的古典诗。新文学运动同时主张“作诗如作文”,模糊了散文和诗歌在体裁上的区别。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们浸染旧学又兼留洋归来,取得他山之石以攻玉,借来西方印欧语系之语法、句法及格律形式,以建造、雕琢中国现代新诗的模子。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将与传统的古典诗、“临近”的散文和外来的西方印欧语系的诗歌传统这三个向度的问题紧密相关。始于这样的思考原点,陈爱中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以新诗语言的发展为脉络,放眼新诗发展百年,描述新诗语言从价值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这样的框架架构既可有的放矢又可生发多向度的研究角度,可以说把握住了现代诗歌研究的关键问题。
    《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从容地将理论融入诗歌文本及诗歌事件的分析中,生动呈现跌宕起伏的中国现代新诗百年发展史。它捕捉到新诗发展历史中的精彩事件,娓娓道来,在史料的引用与细致的分析中展现了新诗历史中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新书记录了新诗萌芽期的集体想象和创作、成长期的翻译错位、枝繁叶茂时的诗坛硝烟和喧嚣之外的宁静并存。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故事的书。
    《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上编是理论框架,下编是个案研究,共13章。上编从新诗与古典诗的区别、现代实证思维对新诗语言的影响、翻译的错位与汉语新诗命名、诗人主体对新诗的认同以及新诗格律化的角度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其中“翻译的错位与汉语新诗命名”这一章我尤感兴趣。文章揭示了一条可以适用于新诗研究及其他文学类型研究的规律,即在传播过程中,“他律”往往经过了“翻译”的“加工变形”,从而在异域呈现新的姿态。如胡适、冯文炳对“自由诗”的“误读化”的阐释,直接将“自由诗”与“格律诗”相对立。然而《牛津英语辞典》将自由诗定义为“不遵守传统的、尤其是有关步格的韵式的格律,节奏和诗行长度不定可变的诗歌写作”。虽不定可变,但“自由诗”也同样注重格律,“不能将自由诗定义为没有格律的诗,因为即使最糟糕的诗歌也有格律”(艾略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现代新诗对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日本的“小诗”的褊狭介绍和借鉴中。
    《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下编则从多样的角度切入个案分析。这些个案包括胡适的《尝试集》、新月派诗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诗歌、朦胧诗、第三代诗等。这些个案在诗歌研究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然而,陈爱中的切入角度我认为相当有创意,赋予了这些个案以新且有效的阐释。例如,谈到胡适的《尝试集》,陈爱中认为,《尝试集》是一部多声部合唱的作品,历经多次多人的删减与修改。这反映着胡适、周作人、陈衡哲、俞平伯、康白情对尚在草创期的“新诗”的想象性建构。延续陈平原对《尝试集》的讨论,陈爱中认为,胡适等人并“没有迈入新诗的门槛,依然徜徉在古典诗歌的‘魅影’里,他尤其将古诗作为新诗创作的‘自然之途’”。
    在欣赏这部著作之余,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质疑,探讨并无定论的文章之道。比如第九章起笔虽简述了朦胧诗研究的现状,但窃以为,这样的描述尚需商榷和完善。
    第一,对研究现状的概括略显褊狭。且引概括性的一句:“近年来朦胧诗研究中,最为重要也最令人兴奋的,当属对诗人食指创作的诗学价值的发掘和重新厘定其在朦胧诗诗人群体中的意义了。”这样的判断我恐怕不能全部认同。食指的“出土”始于1993年,一直延续至今,当属朦胧诗研究中的不可忽视的亮点,于此陈爱中列举的林莽、张清华等人自然是功不可没。然而,朦胧诗研究界不独爱食指一人。王士强对知青沙龙的“原貌恢复”、霍俊明对白洋淀诗群的全景描述、李润霞对根子的文本细读以及张志国对《今天》诗人的“地毯式搜索”等,同样是朦胧诗研究中最新且颇具分量的成果。
    第二,陈爱中通过阐述诗人与学者、诗人与读者之间对朦胧诗概念理解存在的差异,并将阎月君等编的《朦胧诗选》的变动不居和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的恒定性进行对比,以期对朦胧诗进行诗学整理和重述,赋朦胧的朦胧诗以定型。窃以为,重述的理由恐怕不成立。即使重述和定型,依然无法改变“不同群体间的差异与朦胧诗的变动性”。因为《新月诗选》的恒定性大概与意料之外的“斯人已逝”大有关联。自1985年老木的《新诗潮诗选》至今,朦胧诗的选本有10余本,每种选本由谁来选、所选为谁、所选篇目为哪些都大有不同。另外,陈爱中谈到,食指并不朦胧的言语“几乎颠覆了让朦胧诗研究者颇为自豪的研究成绩”。这个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正是这种无法调和的“对立”,才生出了整理、研究的缘由。
    我的这些“质疑”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不成熟的考虑。新诗的研究,本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惊喜和欣赏美的旅程。我欣赏陈爱中对于新诗之美的执著探索。
    (《20世纪汉语新诗语言研究》,陈爱中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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