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周宁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自启蒙运动建立起现代性的观念体系以来，便形成了一种吞并八荒之势，且不说其民主政治理念、市场经济制度、殖民主义政策在全世界势不可挡，就是其以“进步与文明”为核心的历史观念也在历史叙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在这种线性历史观念的裹挟之下，世界各地的非西方文明都被纳入到这个“进步与文明”的时间表中，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黑格尔才把中国排斥在历史之外，把中国说成是尚未进入“历史”的国度，言下之意是中国还没有起动“进步”的历史，没有进入“文明”的历程———其实当然是西方现代性的工程。 周宁将这个现代性工程称为“令人生畏的结构”，这个结构之所以令人生畏，在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难以摆脱它的控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控制，更重要的是文化认同上的控制。“对那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进入’还是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其文化自觉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文化困境：就是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确认自身的国家身份，它关系到‘国家理想’。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避免这个困扰，更少国家能够从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成功地拯救出自身的文化主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现代世界观念体系是西方建立的，或者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体系。揭示这个现代世界观念体系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庸俗地反对西方霸权，对西方说“不”，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既定的事实：西方已在近五百年的人类历史中占得先机。如果这个事实不容回避，那么反思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主体与文化身份就成为一个更加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已然发生的历史难以回避。不仅非西方民族的自我认同要以西方为参照系，就是非西方民族之间的相互想象也以西方为参照系。《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考察了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处于中国周边的非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想象，结果令人震惊：它们对中国的想象不是对中国的直接想象而是以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为标杆：或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晴雨表，或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依托。离开了西方对中国的想象，这些国家难以形成自己对中国的想象，而它们对中国的想象又是它们自我文化认同的镜像，借对中国的想象来调节他们与西方距离的远近。以日本为例，当日本为走向现代化而脱亚入欧的时候，把中国想象成落后、停滞、衰落的帝国，这是对西方的中国意识形态想象的借用；当日本要在东亚充当领导者的时候，又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这仍然是对西方的乌托邦中国形象的借用。不管是脱亚入欧，还是充当东亚的强国，日本都已西化。东亚强国的标准是它已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价值观上实现了现代化，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先进”。日本所想象的东亚性背后仍然是西方性，它已深深卷入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之中。今天的日本提倡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一个认同西方价值标准的典型例证。 西方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的强大力量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带来的困扰是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困境。主体的焦虑感是这个可怕的结构所引起的文化心理反应。倘若非西方民族拒绝西方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不进入这个体系，那么这样的民族无异于自觉地变成了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绝对他者，很有可能变成非洲或太平洋中某个小岛上的原著民那样被西方世界以及进入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民族观看的对象，一个彻底的异类；倘若进入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就难以摆脱西方话语的控制，它必须自觉地学习西方话语，而将自己的文化传统置于尴尬的地位。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像印度裔的学者斯皮瓦克尖锐地提出“底层能否说话”问题所揭示的那样，印度本土文化传统已经沦落入无声的境地，但重要的是印度并没有完全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统仍以沉默的方式延续着，印度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话语之间的张力，一直在困扰着印度人，印度的文化主体的焦虑状态至今仍无法消除。 文化主体的焦虑当然是起源于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这个可怕的结构。从消极的意义上假设，如果没有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没有西方现代性的扩张，其他非西方民族也就不会卷入这场残酷的历史戏剧。然而这样的假设并没有多少意义，这场历史戏剧已经上演了五百年，没有人能消除这五百年来西方扩张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回到现代性历史之前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当然已不可能。面对现实，我们也许更应该从文化主体自身寻找焦虑的根源。非西方文化主体想要拯救的文化传统是主体焦虑的源泉，因为惧怕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压抑甚至毁灭这些非西方文化传统，所以这些非西方的文化主体才倍感焦虑。但稍做反思即可发现，所谓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何尝不是一种虚构？所谓的文化主体难道不是一种本质主义概念？非西方民族所在兹念兹的文化主体到底是什么？倘若我们最终发现那种被非西方民族奉若神明的文化主体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符号，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固守它，并为了这种并不存在的文化主体而弄得身心疲惫？ 从这样的视角反观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这个体系也不是什么西方文化传统或西方文化主体，相反，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随着不同的民族不断加入其中，这个体系本身也在改变。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体系，非西方民族有必要恐惧吗？与其在无法回避的潮流面前陷入焦虑，还不如勇敢地跃入其中，以自己的加入来改变它的进程与方向。当然，这种跃入的前提是承认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变动的，文化主体也是建构出来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心态，并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在积极的创造之中才可能让自己的文化充满活力。 毫无疑问，这样有所作为的文化主体一定是走出了本民族文化边界、谙熟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的文化主体。他主动地了解西方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还存在哪些矛盾，并在自己的文化中去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智慧。至于这个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到底在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能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得到多少尊重，就看这个民族有没有大智慧对那个可怕的结构进行改造、进行怎样的改造。倘若这个民族有一位天才、一位盖世英雄将西方现代世界观念体系吸纳到自己创建的新的世界观念体系之中，那也不需要大惊小怪。这是这个民族的智慧，也应该是全人类的福音，一种新型文明将就此诞生。 周宁笔下的焦虑的主体正站在这种新文明的大门口兴奋地抬手叩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