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作为《克尔凯郭尔文集》中文版编委会秘书，代表编委会感谢对长期以来关心这个项目的各位师友，对一直鼎力支持这个项目的汝信先生，对哲学所领导、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尤其是冯春凤主任，表示诚挚的感谢。现在，我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这个翻译项目的进展情况，希望各位对《文集》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早在2001年，我就在《世界哲学》的前身《哲学译丛》上发布了《克尔凯郭尔文集》中文版翻译项目启动的消息。消息一经发布，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很多克尔凯郭尔爱好者期待着这套系统地从丹麦文入手进行翻译的译著的问世。无奈，由于丹麦语种的特性，译者很不容易找到，因此项目的进展举步维艰，我偶尔上网时也注意到了一些读者因期待过盛而滋生的不满，作为项目的执行人我感到十分愧疚。《文集》自启动起的十二年的时间内，我们于2005年出版了第1卷《论反讽的概念》，2009年出版了2、3卷《非此即彼》，今年春天出版了第4卷《哲学片断》、以及包含了《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之疾病》这三部重要作品的第6卷，目前十卷本《文集》的翻译出版任务已完成了一半。在此，我特别要感谢京不特先生，他在我们的翻译项目最为困难的时候，毅然加盟，承担了《文集》主要的翻译工作，使这个项目的完成成为了可能。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诸位，《文集》的第5卷《附言》以及第7卷《爱的作为》已进入收尾阶段，它们将于2014年出版。余下的最后三卷（8-10卷），我们计划在2017年之前完成。2017也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因为500年前的11月1日，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口张贴《95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运动。今天把这个时间表公布在此，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监督和促进。 下面谈谈我作为克尔凯郭尔研究者和翻译者的一点心得体会。 在中国，克尔凯郭尔研究算不得“显学”。2004年，我曾应约为丹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Søren Kierkegaard Research Center）的一个名为Sources and Resources: Kierkegaard’s International Reception 项目撰写过一篇Chinese Reception of Kierkegaard一文。当时对克尔凯郭尔研究历史做过梳理，当然我的资料工作可能有所遗漏。根据我收集的资料，“克尔凯郭尔”这个名字最早是出现在鲁迅先生于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中，他是从日本学者那里获得的资料；牟宗三先生曾经试着阅读克尔凯郭尔，但放弃了。在大陆，第一篇研究论文是汝信先生于1982年撰写的《克尔凯郭尔》一文，该文于1985年发表在《西方哲学家述评》一书当中。有趣的是，国内学界对克尔凯郭尔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学位论文现象”，也就是说，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克尔凯郭尔为研究对象，但在走出校门之后，如果他们仍然有幸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大都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其中的原因不便考究。今天，很多这样的论文得以出版，这些成果中有一种倾向，包括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即把克尔凯郭尔思想作为自己发现自我的一条途径。因此，有些研究，即使在学术上不很成熟，但我认为它们拥有一种与克尔凯郭尔写于1835年8月1日的Gilleleie日记的相同的倾向，它们都表达出了一种要寻找个体“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的意愿。这个特点我认为是有“意味的”。克尔凯郭尔不是学院派的哲学家。在克尔凯郭尔生活时代的欧洲，“哲学”经过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打造已经成为了一门专业，一种可教可学的学问。只是克尔凯郭尔与这个潮流格格不入。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富二代”，克尔凯郭尔远离了学院派传统，开创了自己的“间接沟通”的写作风格，从文学的、心理学的、思想试验的（这里面仍然有很强的思辨性）角度出发，对他所感兴趣的哲学和基督教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具有这种写作风格的人不可能仅仅被当成一个研究“对象”，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其作品和思想的内里，没有对他的文字的感悟力，我们很可能会错失他的“间接沟通”所意欲传达给我们的东西。 相比于西方国家，我们对克尔凯郭尔研究的起步较晚，研究的人数相对较少，原因我认为很可能在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对于体系化哲学的热爱，以及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情结造成的阅读障碍。在今年我参加的哥本哈根大学为纪念克尔凯郭尔诞辰两百周年的举办的题为“全球化时代重审克尔凯郭尔”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场大会发言专讲克尔凯郭尔在英语世界、德语、法语、西班牙和葡萄牙语世界的接受和研究史，在亚洲的接受史是由日本学者平林孝裕教授所做，因为他们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历史已经超过了一百年。我的一个中心的感受是，除了在德国外，克尔凯郭尔作为哲学家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够，克尔凯郭尔所带动的研究热潮，很多是因为基督教的原因。在北美，从克尔凯郭尔作品的早期翻译者和鼓吹者、牧师Walter Lowrie开始，克尔凯郭尔差不多是被诠释成一位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的卫道士乃至“牺牲者”，他一直“被”与“新正统派”和“新福音派”相关联着。在斯堪得纳维亚国家，克尔凯郭尔与虔敬派、文化极端主义相联系，他甚至被惯以“新教圣徒”的称谓。在意大利，由于天主教与新教的分歧，对克尔凯郭尔的接受充斥着错误和浓烈的火药味。于是我在想，这种研究的热度是否可取。阅读和研究克尔凯郭尔思想当然离不开对基督教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从正统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出发去剪裁和评判克尔凯郭尔的思想，这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我一直认为，我们应该从克尔凯郭尔的文本出发，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清理掉层累叠加在克尔凯郭尔文本所用语词之上的历史文化积淀，看他到底对基督教思想做出了哪些有益的“增补”。克尔凯郭尔作为19世纪的哲学家，作为黑格尔之后的思辨哲学的批判者，他的思想有“异”的特点，因此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向具有至关重大的作用，其中还有很多内容值得开掘，这个话题我相信今天到会的专家自有高见。总之，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和基督教思想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中国学者在克尔凯郭尔研究领域都有条件、有可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今年的会议上，很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无一例外地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克尔凯郭尔研究今后在中国将会怎样。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出版十卷本中文版《克尔凯郭尔文集》，相信《文集》的出版定会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也势必会推动克尔凯郭尔的研究，但就是这样了，相信不会出现狂热的追捧的局面，而且我也不希望出现那种热闹一时的场面。就好像国内出现的“尼采热”，一阵风似的吹过之后，我们对尼采的理解仍然相当浅薄。“西学东渐”百年以来，我们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认识渐渐地走出了偶然和片面，逐步趋向全面和立体，但我们的误读、误解还有很多，还有很多空白和不足，对它们的填补和校正应当是我们这代学者的任务，因为只有全面认识西方哲学和文化，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从这个角度出发，克尔凯郭尔研究就是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