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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年后，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 即使穷成那样，都要饭了，但每个盲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是“无论怎样，作为一个农民，要饭是那么丢人和不体面的事情。我们可以丢人，但我们不能在乡亲们面前丢人。” 毕飞宇很感慨，“人们常说，‘在中国的贫困时期，老百姓是没有文化底线的。’这话我是不同意的，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学识，但是他们内心是有文化来支撑的，这个文化就是人最基本的尊严。”在乡亲们面前，不要丧失自己的体面，这就是最起码的尊严。 绝对不能在挣钱的路上把脸面丢失了 要饭的人其实很清楚：当他去别人家里要饭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吃的，别人家里也不富裕。出于对残疾人的怜悯之心，一般来讲，人家不好拒绝。 “如果他在村里要饭，从某种程度来讲，他就进行了一种道德绑架，所以他们宁愿不在村子里要饭，放弃这个道德绑架，不想在乡亲面前失去尊严。” 谈到悲悯，毕飞宇说，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面对很多事情，我们所有的人最好心中有一个盲人。 “整个时代和民族都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追逐利益是不错的，但基本体面和尊严是不能丢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最糟糕的行为就是进行道德绑架。这是最可惜的。” “为什么写《推拿》？”这个问题成了每次毕飞宇接受采访时，必回答的问题。这一次，毕飞宇的答案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的学生跟我聊天到深夜一点多，我们谈到了这本书。我跟盲人朋友相处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共性：盲人因为眼睛看不见，身体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所以，所有的盲人比健全人都要自卑，所有的盲人都觉得主流社会瞧不起他们，不愿意容纳他们。因为自卑，所以更加自尊。” 2001年到2004年，毕飞宇每年都会跟盲人朋友打交道，他感受最为强烈的一件事就是盲人的自尊。 这个时代的文化鼓励“腹黑”，告诉人是可以不要尊严的，只要有利益。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底下，在他眼中的盲人问题，就显得特别触目惊心：尊严本来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在当今的中国，尊严不再是一个人的内心活动，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人要不要尊严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绝对不能在挣钱的路上把脸面丢失了，这是我写《推拿》之后最想说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